世所共知，汉唐文明之所以能给中国带来荣耀，“政治文明”居功至伟。汉唐中国，其政体为东亚诸国尤其是日本效仿，中国在世界舞台纵横捭阖，无疑是“政治大国”。
中国之政在唐朝封顶，在宋时虽有最后的文官政治之辉煌，但已是强弩之末。 政治是军事的晴雨表，政治大国必是军事大国，而两宋之羸弱已经预示封顶之政的末路。唐之后接过华夏文明大旗的宋明两朝，羸弱的两宋可以算文化大国，但算不上政治大国。那么随之而来的大明王朝，算不上政治大国呢？
考据史实可知，明王朝创造了“朝贡之最”，朱棣时期150多个国家“进表朝拜”，但这是不是政治大国“靠谱的标志”呢？
恐怕不能这样说。
从古至今，政治大国的的世界公认标准大致不二。简单归纳起来，一看政治制度先进性，二看她的综合国力。
平心而论，明王朝政体没有脱离宋的影子，依然在封建官僚政治上打转转，就开明程度上，不仅不如大唐，甚至相比两宋，大为退步。
当时世界迈向近代，欧洲议会业已萌芽，而明朝的封建官僚政治不进反退，顿现颓势。它的两大病症愈演愈烈——守旧与腐败。
保守当然也是是明王朝的政治特征。其保守性不仅表现在行政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方面。明政府行政效率低，官员除了恪守儒教之外，很难接受任何新的东西。他们深受南宋小朝廷理学的戕害，一头扎进僵化的儒家学说中。科举退化到四书五经“圈中”，再难有新鲜血液的输入。
自明朝起，考场不再出现传世之作，这是因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科举，毫无实用价值。所谓学识，实际只是儒家经典的一个复写，极为刻板，既无社科科学，更不可能迸发自然科学火花。
在朝的保守，在野的也不开明。明朝的造反者李自成、张献忠，其政治素养不及朱元璋，其政治诉求甚至不抵宋朝的钟相杨幺。他们反抗统治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统治者，他们从来都不是为创新政治制度而战，他们只为自己当皇帝而战，因为他们没有政治信仰，亦无政治制度更新之想象力，不过是“权力的击鼓传花游戏”而已。
抛开综合国力，仅就政治制度而言，除了朝鲜，彼时世界再没有国家研习大明的政治体制；邻国日本对盛唐中国的政治充满敬意，对明中国的政体不屑一顾。
“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这是流亡日本的明朝学者朱之瑜对彼时中国评价。
“政治腐败”与“学术虚伪”点到了明政的死穴，朱之瑜的评价，得到了德川幕府重要人物德川光国的赞同，他一面收留来自大明的学者，一面为日本的政治前景另寻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