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须说明，苏轼并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的诗文中并不鲜见对前朝文章大家的钦佩，比如李杜韩柳，也多有对同代杰出文学手笔的赞叹，如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曾巩等；即使对于一些暂名不显扬之辈，东坡一旦发现其诗文妙句，也绝不吝惜溢美之词。
然而他却独独看不上人称风流才俊的司马相如，这其中的缘故，用“文人相轻”注解，是很难说得通的。
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从乡音乡情的角度讲，一对川蜀同乡，他们应当能很容易亲近起来；
司马相如被后人捧作“辞宗”、“赋圣”，又所谓“西汉文章两司马”，足见其在汉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苏东坡则更无须多说，一代文豪，名传千古。
按说，两位虽相隔千年，但同一方水土养育出的一对蜀中才子、文坛巨擘，该是若浩瀚夜空之双星照耀，交相辉映才是。为什么后来者的苏轼，从心底里要鄙视他的这位前朝同乡司马相如呢？
苏轼自有他的理由，相如的人品加文章，统统难入 东坡居士的法眼。
“司马相如谄事武帝”（苏轼《东坡志林.卷二》）。人品上先给你定了性，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苏轼看来，他的这位同乡、所谓的词赋高手，骨子里就是个阿谀奉承之徒。司马相如所不具备的是为人与作文的骨气和起码道德底线，他唯一热衷的就是设法讨好汉武帝刘彻。他的辞章其创作动因皆出自在皇帝面前邀功得宠，怀着不可告人的宵小心理。苏东坡虽不敢自称一生刚正不阿，但自信向来秉持天地良心，正道而行，绝不做那盲目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所以他的官越做越小，离天子陛下越来越远，直到被放逐于天涯海角；而司马相如呢？一杆生花妙笔让不可一世的天子晕菜，朝夕呼之为伴，身价与日俱升，最终成为汉武帝最贴心的吹鼓手。
“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东坡志林.卷二》）。专拣皇帝爱听的话讲，在苏轼这里，他认为是小人的行径。历来文人有其个性追求的精神境界，不媚俗、不唯上、不空言，见贤则仕，见佞则避，难容于世则宁特立独行于天地间，大不了隐居山林。苏轼推崇并甘愿践行这样一种传统情操，故而当他仔细品味，发现相如的《大人赋》，貌似劝谏，实则拍马溜须鼓励天子奢靡时，难掩厌恶之情，不禁拍案而起：“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东坡志林.卷二》）相如你个小人，怎么能懂得什么才是旷达乐天的“大人”！人家贾谊写的《鵩鸟赋》，“真大人者也”，那才是真正的大人形象。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司马相如因《子虚赋》、《上林赋》而受汉武帝赏识，捞到了不少好处，不断地得到美差和提升。尝到了甜头，相如更加地用心起来。他发现武帝刘彻喜欢上了神仙方术，立马上杆子禀报皇帝：“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兴冲冲地对皇帝讲：子虚、上林两篇所描写的还不够壮丽华美，还有比那更奢华的呢，臣正在创作一篇《大人赋》，还没写完，等完稿后呈上给陛下御览。
让苏东坡颇为愤慨的是下面这段话：“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司马相如认为传说中的那些大隐大仙，都远离繁华都市隐居山泽林莽，一个个面黄肌瘦，而作为帝王，陛下您不能去做这样毫无人生情趣的神仙。苏东坡由此看出了司马相如灵魂深处的龌龊，所以他才怒斥相如根本不懂什么是“大人”，不明白什么才是淡泊明志，只知道一味迎合取悦天子。
最令苏轼不齿的是，司马相如“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终生扮演奴才相。
司马相如一直患有糖尿病（古人谓之“消渴疾”），眼看日重一日，人已形同枯槁，汉武帝安排他住到了茂陵——武帝准备自己百年之后长眠的地方。行将不久于人世，司马相如仍不忘向主子献媚，带病草拟《封禅书》，以期来日满足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虚荣心。苏东坡把相如的这种行为斥之为“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这是一个下流文人临死都在想着献媚邀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