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天地间诞生了人类,有了性别之分,男女之间的恩爱、是非曲直就从没停止过。但这些故事,大凡不是凡夫俗子,就是妖狐鬼怪之流,真正描写达官贵人甚至是帝王将相的,几乎没有,但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其中,《清朝野史大观》上就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顺治帝因为一个女人的死,皇帝都不当了,出家做了和尚,最后,清皇室只能说顺治帝病死。
在中国古代社会,当皇帝可以说是所有男人的最高梦想。然而,这世上却有这么一个人,在已经做了很多年皇帝,也得到了皇帝应该有的一切的时候,他却腻烦继续坐龙椅,开始抛弃一切物质与荣耀,非要做一个光了头的只能吃斋念经、不许接近女色的和尚,这个人就是顺治帝。他的这一反常行为,被后世称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即“顺治出家”。
皇帝不做了,去当和尚,这件事听起来的确很新鲜,甚至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历史记载中,顺治帝出家当和尚这件事,还确有其事。
据记载,顺治帝信奉佛教已久。清皇室在关外时,藏传佛教就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顺治帝的生母孝庄皇后是蒙古族人,自幼就深受佛教的熏陶,加之国事沉重繁忙、政治气氛紧张,又恰逢年轻寡居,故此,孝庄皇后更需要依靠佛教信仰来解脱内心上的苦楚。她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在无意识中,也深深影响了幼年时期的顺治帝。另外,在宫中服务皇室人员的太监,也由于孤独和寂寞,大多都信奉佛教,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顺治帝。加之顺治帝的家庭生活并不是甜蜜和美的,为了找到一个精神寄托,所以他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据考证,最早记录顺治帝接触和尚的时间,是顺治八年十一月初八日(1651年12月20日),地点是今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的景忠山。那次出行,顺治帝不仅更加深入地认识了佛教,还把作一名高僧当成了人生的信仰和追求。顺治十四年(1657),在太监的安排下,顺治帝在北京的海会寺,与主持憨璞聪和尚见面交谈,应该说那次见面很是成功,相谈甚悦,令郁郁寡欢的顺治帝心花怒放。憨璞聪和尚高深的佛学造诣以及高雅的言谈举止,都深深地吸引了20岁的顺治帝。于是,顺治帝就想将憨璞聪和尚召进皇宫讲经说法。
憨璞聪和尚(1610—1666),清代临济宗高僧,字憨璞,福建延平顺昌人,俗姓连。15岁出家于天王寺,三年后剃发。25岁起游历四方,后在杭州太平寺修行佛法。顺治十三年(1656)五月,开始在北京城南的海会寺做主持。康熙五年(1666)十二月八日圆寂,享年57岁,遗有《明觉聪禅师语录》十六卷。
在皇宫的佛法参禅活动中,顺治帝的精神得到了寄托和极大的充实,于是,在兴奋欢喜之下,顺治帝赐憨璞聪和尚为“明觉禅师”封号。憨璞聪和尚见顺治帝对佛教如此痴迷和虔诚,就向其推荐了玉林琇、木陈忞等另外几名高僧,其中,玉林琇和尚在日后被尊为顺治帝本师。
玉林琇和尚(1614—1675),又称玉林通琇和尚、玉林通琇禅师,法号通琇,字玉林、玉琳,世称玉琳国师,江苏省江阴人,俗姓杨。他是明末清初时期的名僧,任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顺治十五年(1658)奉诏入京,在万善殿弘扬佛教大法,授“大觉禅师”封号。未久,他留其弟子茆溪行森和尚在北京继续佛教弘法事业。翌年,进封“大觉普济禅师”,赐紫衣。
也许,这时候的顺治帝觉得自己还达不到对佛的真正虔诚,他突发奇想:自己也要有个正式的佛家弟子法号。
顺治十六年(1659),顺治帝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对佛的那颗仰慕已久的心,于是就请玉林琇和尚为自己起法名。
玉林琇和尚哪里敢做这种天下大不敬的事情?但这时候的顺治帝决心已下,固执地坚持,不仅声称这种做法是自愿的,而且还提出“要用些丑点的字眼”。 玉林琇和尚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得遵旨,写了10余个字,供顺治帝选择。顺治帝选择了“痴”字,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表达自己对生活、对佛教的一片痴情真心。按照佛教中龙池祖法派行辈规则,号在前,名在后,普通只称名号,玉林琇应称为玉林通琇和尚。“通”是玉林琇的行辈,而玉林琇和尚的弟子均用“行”字,按照这种规则,顺治帝的法名被称为“行痴”,法号“痴道人”。自此,顺治帝在与玉林琇和尚一起禅佛时,自称弟子福临;与玉林琇弟子之间则称师兄师弟。玉林琇和尚为了安抚顺治帝,则称他为“佛心天子”。为此,顺治帝还刻有 “尘隐道人”、“痴道人”、“懒翁”等称号的印章。
顺治十六年(1659),虽然顺治帝与僧侣之间的禅佛活动相当频繁,但作为九五之尊的顺治帝,当时其弟子身份还仅限于佛门。
佛法的教义、僧侣的禅佛,对顺治帝的影响的确很深,也许佛法的修身养性、戒骄戒躁法以及淡泊人世一切名利是非的观念,正好能填补性格焦躁、粗暴的顺治帝的空虚的内心,这也是他所需要的精神寄托和生命支柱。
顺治帝信奉佛教如此痴迷,是有历史根源的,那是他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条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是生活环境和心理、身体的需要。由此看来,顺治帝最终剃光头出家受戒,是顺其自然的结果。
顺治十七年(1660),对顺治帝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一个爱妃死了,顺治帝就哭死闹活地要陪伴而去,他的生母孝庄皇后也劝说无效;他最尊敬的保姆也来奉劝,依旧无济于事。结果,整个皇宫被闹了个底朝天。对于这样一个胡搅蛮缠的皇帝,又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孝庄皇后实在没有了办法,只好派很多人昼夜看守他,不让他自杀。或许是佛教的心法发挥了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哭闹之后,顺治帝也渐渐地冷静了下来。但看破了红尘的顺治帝,在心里下定了决心: 披缁山林,孑身修道,不再与俗人相混,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主意已定,顺治帝就开始了有预谋的准备,既然皇太后看得紧,不能随意出宫,那么顺治帝便想起了住在北京的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的茆溪森和尚。茆溪森和尚是玉林琇和尚的弟子,在辈分上还是顺治帝的师兄。同年十月中旬,顺治帝终于把茆溪森和尚请进了西苑(今中南海),逼他为自己剃度,在万善殿履行了净发仪式,算是初步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和尚。
这次,顺治帝的决心是很大的:既然不能死,那我就出家当和尚。眼前的事实令孝庄皇后大为恼火,但又无可奈何。不过,作为大清国的一代女政治家、女豪杰,孝庄皇后心生一计,想到了围魏救赵的办法。她派人找来了茆溪森和尚的老师,也就是顺治帝的本师玉林琇和尚。当玉林琇和尚匆匆赶到皇宫里,见到顺治帝果然成了光头和尚,震惊惶恐之下,得知是自己的徒弟茆溪森和尚给皇帝净的发。他不敢对顺治帝发怒,但对自己的徒弟却勃然大怒,立即命人取来干柴,当场要把茆溪森和尚烧死。遇到了皇帝当和尚的差事,茆溪森和尚真是倒霉透顶,这就应了那句话,茶壶煮饺子,一肚子苦话却倒不出来。顺治帝看着自己师兄,那么大岁数的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却因为为自己剃度就要被烧死,真的太残忍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顺治帝只得表示自己愿意蓄发还俗,不出家了,求玉林琇和尚放过自己的师兄。玉林琇和尚借坡下驴,孝庄皇后也是见好就收,放过了茆溪森和尚。
顺治帝被迫放弃了当和尚的想法,重新蓄发,且又听从玉林琇和尚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受菩萨戒。玉林琇和尚也被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但顺治帝出家的念头还在,事后,他曾这样问玉林琇和尚: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都是舍弃了王位出家的,我效仿他们不可以吗?
为了安稳顺治帝的胡思乱想之心,玉林琇和尚以佛法禅师的身份,再次对顺治帝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当初,他们(是指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是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入世法的规律来看,这个时候则需要皇上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场所,所以还需要您继续做皇帝。
佛法无边,回头是岸。可以说,顺治帝的重新蓄发,不但拯救了他师兄的生命,也挽回了大清帝国的尊严。
传说故事的产生,往往是历史之谜的沃壤。对顺治帝出家这件事情,为什么人们这么感兴趣呢?不仅仅是因为事件本身有些古怪,而且人们还认为在这件事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历史故事。进而,与顺治帝有关系的四大历史之谜就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即顺治帝继位之谜、一代名妃身世之谜、顺治帝死亡之谜及顺治帝陵空穴之谜。
顺治帝的故事,既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也给学者留下了研究课题。
清朝顺治皇帝究竟有没有在五台山出家呢
脱了龙袍换袈裟,想必大家都有听说过大清顺治皇帝出家的传说,但是顺治是否真的在五台山看破红尘出家那就要让我们从历史资料来解答了。
关于“顺治出家”之说,最早见之于清初有“诗史”之称的吴梅村之《清凉寺赞佛诗》,此诗共四首,长达一百余句。一些文人学者在疏证诠释该诗时,认为诗句虽多迷离恍惚诡谲,却明显是影射“顺治出家”之事,如诗句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句中的“千里草”为董;“双成”乃用《汉武帝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的故事。都是影射顺治之董爱妃;另诗中的“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是指顺治下罪己诏;而“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是暗喻顺治未死;还有“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是说顺治逊位出宫云游至五台山为僧。诗句之所以用影射手法,是因吴梅村身历沧桑,恐为时讳,不得不将顺治出家事以隐晦的手法记入诗中。此诗之后,在有关清代的稗史中,便将顺治出家一事演绎得既具体又神秘,从清初至清末流传不断。
如说顺治耽于佛法,视帝位如敝履,并未终于帝位,而是于董鄂妃病逝后,弃政出宫,披缁云游,在五台山清凉寺?依佛门。一些野史与演义中还说,日后康熙之所以多次奉孝庄太皇太后巡幸五台山,虔礼诸寺,其意在于拜谒顺治。甚至说光绪庚子年,两宫西狩,途经晋北,地方上接待中临时从五台山借来御用器具,都宛如宫廷之物,实是顺治的遗物
针对上述各种顺治出家的传说,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虽然好佛,但其确死于天花,终于帝位,并未离宫出家。尤其是孟森持论所根据的是王熙自撰的《年谱》。王熙是顺治时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顺治的宠臣,顺治临终前的遗诏就是面谕他草拟的。王熙在《年谱》中,详细记载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这几日顺治帝及其本人的言行举止,而这几日正是顺治病死前的最后的一周,如《年谱》云:“辛丑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吾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圣躬少安,命至御榻前讲论移时”,“初六日,三鼓,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园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
至夜,圣驾宾天,血泣哀恸。初八日,又同内阁拟上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王熙《年谱》翔实逼真地记述了顺治死前几日的活动,明确记载顺治是染痘(天花)病终于养心殿,并未有逊位出宫之事。无独有偶,孟森又举出当时在宫中担任词臣的张宸在其《青?集》中所记:“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狱一空。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接着张宸又记述了顺治的整个治丧过程。王熙与张宸都是顺治病逝前后的亲身经历者、目睹者,都说顺治死于天花。说明孟森的《顺治出家考实》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而也说明吴梅村以《清凉山赞佛诗》影射顺治出家之事不足为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