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
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官邸制的相关规定正逐步完善。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官邸制已初成体系。中国的官邸制和吏舍制早在西汉初期就已形成，《汉书》记载“御史府吏舍百余区”，可见汉代各部门官邸吏舍之多。秦汉以后，地方官和京朝官入住官邸的实际情况因客观条件各有差异，呈现不同的走向。凡守、令、丞、尉或督、抚、司、道等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官佐，即现在的领导班子成员，一律携带随任家属免费入住建造在衙署围墙内的官邸，这既是政治待遇，也是纪律。其他功曹、主簿、参军等，就是办公室主任、处长、科长之类中层干部，只要当地政府拥有产权的空置房屋，通常也能享受廉价入住的待遇。这种地方官住官邸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不变。
相反，京朝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了很大变化。由于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的不断增加，政府财政无力再沿袭两汉时大包大揽，到隋唐时，绝大多数的中央部门都不再提供官邸，京朝官的居住形式开始多元化。有先人传下来的长安祖屋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有些官署里或仍有单身吏舍可住；倘是拖家带口来首都工作，那就必须另作选择了——或买地建房，或直接买房，经济困难的则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任相的姚崇，因为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只能在偏远的“郊区”买房；为上下班方便，又在办公地点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房，终因起居失调而“病”。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个套房，以方便家人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最终还是政府出钱，在位居中心地段的兴宁坊为他新盖了一所他认为合适的官邸，姚崇才免除了挤旅馆的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