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首都必建在运河终点

隋朝是中国皇权历史长河的一个中点，如同秦朝是一个开始；隋与秦都极其短暂，人们也常常将隋炀帝修凿运河与秦始皇修建长城相提并论，“凿通济渠，役丁死十四五”。从历史角度来说，年轻气盛的隋炀帝以隋朝政治经济的崩溃奠定了隋唐第二帝国的庞大格局，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
　　
　　隋炀帝刚刚执政不久，就在关中运河“广通渠”的基础上启动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工程。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到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历时26年征伐数百万民工，终于开凿了西起长安、北达涿郡（北京）、南抵余杭的大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等五大水系。借助这个“人”字形运河，“商旅往返，船乘不绝”，“自是天下利于转输”（杜佑《通典》）。运河与江河湖泊构成的水路交通使中国大一统的文化格局更加稳固。唐朝刘晏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提闽越，七泽十籔，三江五湖，控制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返，昧旦永日”。
　　
　　中国大运河实际是古代交通技术制约下的一种无奈，与地中海文明相比，中国无疑面临着严峻的地理制约。与长城作为一种对外封锁的产物一样，运河是一种对内统治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河就是中国的地中海。“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李白曾经感叹陆路入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然而水路出川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虽然中国属于典型的大陆文化，但轮子文化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相反船文化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到唐时，全倚之江淮之粟”，初唐太宗时期，每年通过通济渠输送关中的粮食仅一二十万石，武则天以后增至200到400万石。“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