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暴皇帝认为百姓不能太多大开杀戒

唐太宗与隋炀帝的不同治乱观
　　
　　国家的治乱振兴，从来都是最高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即使是那些制造动乱，趁乱夺权的乱臣贼子，在坐稳大位后，也希望天下太平，社会安定，而不是念念不忘天下大乱。至于老百姓，更是做梦都巴望着平安无事，安居乐业，谁不知道“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道理。
　　
　　然而，由于皇帝们对乱源的生成认识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治乱观，从而导致截然不同的历史后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唐太宗与隋炀帝不同的治乱观，也许对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都是有好处的。
　　
　　隋末，兵部尚书杨玄感发动叛乱，不愈月而败。可见当时天下尚未出现土崩瓦解之势，百姓之心，犹望乐业。可隋炀帝却悖逆民心行事，派郑善果、裴蕴、骨仪与东都留守樊子盖一起“深挖”杨玄感党羽，并指示：“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不尽加诛，无以惩后。”隋炀帝不从自己找原因，而是认为，杨玄感振臂一呼，跟随他造反的就有十万之众，由此可知，天下百姓不能太多，多则容易相聚为强盗。这次一定要把造反的统统杀掉，否则不能惩戒后来者。樊子盖原本残酷嗜杀，现在又领受了“最高指示”，由是，遂以峻法治之，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而其中大部分是冤枉的，就连曾经接受过杨玄感赈济粮米的穷苦百姓，都要被活埋。大屠杀后，隋炀帝到了东都，见街上行人仍然不少，竟对左右说：“犹大有人在。”意思是，是不是杀的人太少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正是隋炀帝的这一人多了便容易相聚造反，防范措施就是大开杀戒的治乱观，导致了这次杀人如麻，血流成泽的大屠杀，大冤狱。从此，天下靡然，始思为乱。再加之开运河，征高丽，水旱灾，瘟疫起，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祸乱之心，陡然而生。由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矣！其时，隋朝开国方三十余年。
　　
　　而处处以隋炀帝国灭人亡为鉴的唐太宗，与隋炀帝的治乱观却迥然不同。一次，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的话题，有人提出应以重法以禁之。太宗不悦，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少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到底不愧一代英主，知道乱根在官不在民，在上不在下，懂得百姓之所以为盗，是由于官吏的贪腐，苛捐杂税太重，弄得民不聊生，饥寒交迫造成的。根子找准了，从源头认真治理，收效自然显著。数年之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旅野宿，海内升平。贞观之治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