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君主偶有“微服私访”之举，如秦始皇曾“微行咸阳”，不过“康熙微服私访记”之类的故事则完全是戏说的，并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倒是据《康熙朝实录》，康熙本人并不赞同微服私访，他说：“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宋太祖“易服微行”，则确有其事。司马光《涑水记闻》称，“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但臣僚并不赞成皇帝微服私访，明末的王夫之更是在其著述《宋论》上对宋太祖微行一事作了措词强烈的批评。
古人为什么不支持君主微服出访？这里首先涉及到“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再往深，又隐藏着一个君主当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
先来说微服私访的成本，宋代的臣僚主要是从风险的角度考虑的，“或谏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即担心出现不堪设想的意外，这并不是臣下多虑，朱弁的《曲洧旧闻》就记有宋太祖遇刺一事：“太祖皇帝即位后，车驾初出，过大溪桥，飞矢中黄伞，禁卫惊骇。”不过宋太祖似乎并不十分顾虑自身安危，“笑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免乎？’”
王夫之不相信宋太祖毫无防备，认为他“微行之顷，左右密护之术，必已周矣”，即早已布置好周全、秘密的保安工程。不管王夫之的猜测有没有道理，皇帝微服私访的成本肯定是极高的——如果不加防备，则难保没有“不虞之变”；如果严加防护，则势必劳师动众。
那君主微服私访，又所为何事？用康熙的话来说，是为“恐人作弊，昌言于外”；用王夫之的话来说，是“以伺官箴之污洁、民生之苦乐、国事之废举”；换成今日的话来说，有为的君主希望以微服私访的方式，绕过颟顸的官僚集团，亲入民间，收集到更真实的信息。但微服私访能达至这个预期吗？王夫之认为，不能。因为君主以为自己出访严格保密，但实际上，君主往往刚离禁闱，消息便泄露出去，下面的人知道皇上要来私访了，又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饰慧为朴，行谄以戆”，演戏给皇帝看，结果就是皇帝受到了蒙蔽而不自知。而且，君主微行访查所得到的信息，通常也是碎片化的，即使“偶得之小民者”，一时之间也难以核实。如果君主“自矜其察微之睿”，根据这些不尽可靠的信息“以定黜陟，以衡兴革，以用刑赏，以权取与，而群臣莫敢争焉”，则难免有独断之弊。
这一番“成本—收益”计算下来，微服私访看来并不是体察民情、治理政事的好办法，难怪康熙说，“此等事朕断不行”，因为“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且，“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康熙另有“知天下事”的办法。什么办法？设立“密奏制”。他对宋明君主微行之事的批评，便是在“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可密奏”的时候说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清代密奏制的背后，埋伏着一个君主专制的权力结构，所谓“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康熙自述）。因为君主乾纲独断，臣下的密奏才是必要的。这样的治理方式显然不符合儒家传统的“共治”之道，思想开明的王夫之更不可能支持密奏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