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古时代，以游玩为目标的旅行，几乎是凤毛麟角。人们唯一知晓的，是周帝国的穆王，他曾率领一支卫队作长途旅游，其足迹曾抵达喜马拉雅山的北麓和冈底斯山主峰。《穆天子传》的叙事，充满了旅行家的浓烈色彩。周穆王对自己的妻妾们似乎毫无兴趣，他的西征大致有下列四个基本意图：第一，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也即周人在西亚(古埃兰国，今伊朗境内)的祖地，重构帝国政治的神学基础；第二，采购以玉为主体的各种宝石，维系帝国祭祀礼器的材料来源，并推动东亚至中亚的玉石贸易和玉石经济；第三，寻找传说中的西域美艳女王西王母；第四，满足猎奇式旅游的狂热癖好，而这可能缘于其祖先的游牧习性。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读者看到了两人相见时的缠绵场面。西王母甚至以歌咏来表达自己的哀怨情感。但周穆王最终还是断然掉头离去。只有最具职业精神的政治家、旅行家和商人，才能达到这样超然忘情的境界。以当代传播学的视角看，周穆王无疑是“亚洲精神共同体”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周穆王提供的孤例表明，跟充满冒险和浪漫色彩的旅行相比，迁徙才是更为有力和常见的活动，它延展了非洲智人的历史壮举。这种行为方式后来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而在人类的历史中被不断重复。智人之所以长出一双有力的脚足，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行进的渴望。直到今天为止，人类始终没有停止过狂奔的脚步。行走是进化的结果，更是推动进化的动力。经过6.5万年前的世界性暴走，行走已经内化为基因的一部分，也就是人性中最强悍的部分。正是从永无止境的行走中，智人辛勤地改造着自己的本性。
上古的迁徙路线，已经被生物学家所粗略地描述。这是第一次非洲移民留下的清晰踪迹。但那些区域性、小规模、突发性的迁徙，却形成巨大的时空迷津，而令所有的历史学家束手无措，甚至无法清晰描述羌人在远东的迁徙路线，而其他部族的行走状态，如伊兰人(戎人)、突厥人(狄人)、匈奴人、东夷人和通古斯人的迁徙踪迹，更是错综复杂，制造了难以还原的混乱现场，甚至就连客家人的迁徙原因及其路线，至今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陈述，由此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最大难点。
在移民点之间的诸多互动中，战争是最严厉的一种，它不仅制造仇恨，也制造了大规模死亡。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场战争，如炎帝族和黄帝族之战，黄帝族与蚩尤族之战，双方都动员了大量兵力，造成空前严重的伤害。炎帝族在失败后被迫归顺黄帝族，而蚩尤族则退向南方，成为被彻底边缘化的二等民族。尽管战争照亮了智人的前景，为它的土著化和特异化提供全新的契机，但它是突发的、神经质的、病态和阴郁的，无法为神话研究提供明亮而稳定的轨道。只有西亚的斯基泰骑兵，控制贸易并攫夺游牧部落的财富，并把其从高加索地区一直延展到中国边陲，由此为国际贸易北方支线，建构了意义深远的通道。
在所有移民点之间的互动样式中，和平的贸易是相对稳定而持久的，形成一种内在坚固的秩序，可以用来作为移民点互动的观察对象。毫无疑问，贸易只是上述四种交互方式之一，但却是最明澈流畅的方式，具有清晰可辨的结构。没有任何一种交往像贸易那样深入人心，支持着人类的生活梦想，并成为文明发育和成长的强大动力。
对于在东亚定居后的中国人而言，还有一个重要的贸易推手，那就是文化幽闭恐惧症。它是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的一种内在危机感，并成为中国人跟世界联系的精神脐带。无论是早期的酋邦或王国，都致力于跟外部文明的密切交往，这种近乎狂乱的渴望，在周穆王那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率领的车队向想象中的伟大西方行进，穿越广袤的戈壁和沙漠，寻找祖地、美女和宝石。如果没有这种击破幽闭的冲动，捍卫跟祖神连接的精神脐带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儿童般的好奇，艰难的旅行将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