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琴棋书画“四艺”中，“书”专指书法。自仓颉造字以来，即使是刻在甲骨、青铜器、竹简上的早期文字，也有风格各异的线条，展示着质朴而引人的造型。当然，惟有毛笔的出现，真正令书法大行其道。由于笔毫性软且呈棰形，可以“八面出锋”，当挥洒于极善润墨的宣纸之上，那纵横穿插、黑白浓淡、交融渗化的气韵，将文字书写发展到全新的审美阶段，更使国人与书法结下了独特的缘分。
作为汉字文化圈中独有的艺术形态，书法是中国古代文人必修之技。不仅如此，许多人学书成瘾、习书成痴，似乎就是为书法而生。三国时期，被称作楷书鼻祖的钟繇勤于练字，夜晚做梦手指当笔，经年累月，将被子都划出了裂痕。有废寝，自有忘食。东晋王羲之一动毛笔，常忘了吃饭，书童只能将食物送到案头。他有次心无旁骛，错把墨汁作蒜泥，吃得满嘴乌黑却津津有味。说到对书法的痴迷，不可漏了两则“退笔成冢”的典故，主人公又恰巧都是大和尚。隋唐智永和尚整天将自己关在阁楼上写字，损坏的毛笔居然装了满满四大筐。智永还将这些坏笔埋在后院，成了一个小丘。唐怀素和尚少时家贫，只能取芭蕉叶练字，不知不觉竟将一万多株芭蕉摘个精光。他还做了一个涂漆木盘，每天用于习书，日复一日，笔毫居然将木盘磨穿。怀素写秃的笔可能比智永还多，埋成一座坟后取名“笔冢”。经过潜心苦练，两位和尚均成大家，可谓佛门书坛的“双字星座”。但书艺的长进，需“勤”还需“悟”，尤其注重外师造化。张旭的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在唐代并称“三绝”。他总将耳闻目睹的感受熔冶于书法之中，因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得笔法之意，曾看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草书之神。北宋黄庭坚则在船上“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从中豁然开朗、顿悟笔法。
有书缘者一般爱书成癖，若遇喜爱的作品，甚至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唐太宗李世民便广遍收天下名书，且对“书圣”王羲之尤为推崇。听说“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传至王氏七世孙智永手里，而智永已亡故，估计为其徒弟辩才和尚所藏。但三次诏见，辩才均矢口否认。太宗仍不死心，专遣监察御史萧翼乔装商人，前往永欣寺投宿。萧翼高谈阔论、学识广博，辩才不久引为知己。见时机成熟，萧翼便带来几幅王羲之真迹，故意在辩才面前炫耀，引得和尚心里“发痒”，情不自禁将先师家传的《兰亭序》拿出比拚。萧翼见鱼儿上钩，又怎肯放手，趁辩才有事外出，顺手牵羊偷出墨宝，呈献予太宗。李世民自此对《兰亭序》爱不释手，还遗诏死后头枕之，故有被入土随葬的说法。陆游也因此发“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之叹。好在当年太宗曾令诸臣名家临摹，其中以冯承素“神龙摹本”最体现原貌，虞世南所临则近意韵，褚遂良所临则显魂魄，因而收藏《兰亭序》上佳摹本也成了风潮。南宋赵孟坚从朋友处得《兰亭序》“定武刻本”，过河时风起船翻。只见他一手擎住船板，一手高举宝贴呼救，待脱险后见刻本无恙，欣喜地在《兰亭序》卷面上写下八字小楷：“性命可轻，至宝是保”。北宋米芾也是爱书如命之人。据《玉林燕语》记载，他在船上见蔡攸所藏王羲之《王略帖》，便求以物相换。见未应允，米芾竟卷轴入怀，赴船舷狂呼：“若不见从，某即投江死也！”蔡攸忙问其故，答道：“平生所著，未尝有此，故宁死耳。”蔡攸实在磨不过他，只好依从。
人与书有缘，也去因书结缘。首先，家人更添亲缘。并称“二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留下不少笔墨故事。王献之少时即显书法天赋，因而颇为自得。一次他将一大堆写好的字交给父亲，希望听到赞赏之语。谁知王羲之在一个“大”字下随手添了一点，便悉数退还字稿。王献之心中不服，又让母亲看习字。母亲认真观阅后，说了句“吾儿磨尽三缸水，惟有一点似羲之”，所指恰是父亲在“大”字下加的那一点。王献之大为触动，从此锲而不舍苦练，据说用尽家里18缸水，终成一流大师。其次，君臣兼有友缘。齐太祖萧道成笃爱书法，某天一时兴起，召书法大师王僧虔入朝比试高下。君臣二人濡墨挥毫后，太祖发问：“朕与公卿书法，谁是第一？”王僧虔回答：“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太祖追问为何有两“第一”，只听答道：“我的书法在所有大臣中数第一，陛下书法在历代帝王中数第一。”太祖对王僧虔的机变颇为嘉许，两人自此交往也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关系。再次，士人倍增情缘。王羲之挥毫《兰亭序》，便缘与谢安、孙绰等友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聚会。试想他们泼墨赋诗、饮酒畅怀，可谓以书会友、以诗会意的绝妙场景。正如序中所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可以说，书法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增进交流与情谊的极佳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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