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唐代是中国对外开放创造奇迹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最灿烂辉煌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走进西安“大唐芙蓉园”观看歌舞剧《梦回大唐》的时候，当我们畅游临潼华清池，观看歌舞剧《长恨歌》的时候，当我们巡游唐大明宫遗址公园，观仰气势恢弘的唐代宫殿一角的时候，无不为大唐盛景的美轮美奂而惊叹。但，这仅仅是今天人们按照文献记载对大唐歌舞升平盛世的再现。如果我们能亲眼看看40年前在西安城南何家村出土的313件金银器、金饰品及银铤、银饼、银板，466枚金银铜钱币以及玛瑙、琉璃、水晶、玉器、药材等共计1000余件唐代文物，就更不能不被眼前的金光灿灿所折服。这是亲眼目睹实实在在的盛唐辉煌！
1970年10月，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300多件唐代金银器等珍贵文物，经过40年的珍藏和研究之后，于2010年5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重新与世人见面。开展一年来，举世瞩目，游人如织。这项被列为20世纪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何家村遗宝”以独有的魅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窖藏大唐盛世一角 金银国宝价值连城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处唐代窖藏文物从数量、种类和品级上能与何家村遗宝相比。遗宝所展示的唐代多彩世界中快乐的生活、神奇的发明、精妙的艺术、森严的等级、文化的融合等等，仍旧像谜一样吸引着学界不断地探索和破解。”著名金银器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齐东方这样评价“何家村遗宝”。
曾经参与“何家村遗宝”发掘、整理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韩伟教授介绍了这一重大发现的经过：1970年10月5日，从西安南郊一家建筑工地传来一个喜讯：在距地表0.8米处发现了一个高0.65米，腹径0.6米的陶瓮，其两侧还有一个高0.3米、腹径0.25米的银罐。瓮和罐都有盖；瓮盖出土时被挖碎丢失，瓮中放着体积较大、较重的金银器；罐中放着体积较小的金银器。考古所接到报告后，立即前往清理。大家经过观察后认为地下还可能有文物埋藏，于是决定进行遗址钻探。11日，在距离第一个陶瓮北边约1米处，发现了第二个陶瓮，里面也装满了器物。考古钻探还证明，现在的何家村应在唐长安城的兴化坊内。韩伟教授说：“何家村遗宝是经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出土地点、数量、埋藏时代清楚，就考古而言，确实是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金银器，使我们认识到唐代金银器皿制造业的发达。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有金银镶嵌工艺；汉代方士崇尚“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理念，认为金银为食器可延年益寿。到了唐代，占有大量金银器皿成为帝王和贵族们的共同心愿，金银器也成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分析何家村遗宝中的金银器，可知唐代已能提炼纯度达94%至98%的金银，当时已普遍使用了钣金、浇铸、锤、焊接、切削、抛光、铆接、錾刻、镂空等工艺。金筐宝钿花纹金杯和金梳背上焊接的小金珠至今没有脱落，其焊接技术令今人赞叹。
何家村1000余件精美金银器皿和各类文物，大多为唐代皇家专用，因而从欣赏这些文物中，可以窥见唐代皇家生活的一斑。这批文物中有唐代女性首饰“金镶玉”臂环、金钗、金梳背，还有皇家专用的纯金碗、金箔等，其中最为珍贵的莫过于“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镶金兽首玛瑙杯通体以一块红、棕、白三色相杂的上好玛瑙石雕刻而成，整体如俯卧的兽头，竖直的一端雕成杯口，口沿外有两条凸弦纹，平直的一端雕成羚羊头，双目圆睁，注视远方；两只修长而弯曲的羊角后伸至杯口凸纹处。羚羊的口部装有金帽盖合，金帽取出后，杯中的美酒可注入饮者口中。
唐诗中曾有“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的诗句。但长期以来，人们不知“舞马”是诗人的想象还是实有。这个秘密因何家村“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的面世而得到释解。这一银壶上的舞马两膝跪拜、衔杯敬酒、为皇帝祝寿的姿态，与诗中的描绘不谋而合，印证了史书中皇室舞马的记载。
据史书记载，在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思念已自缢的杨贵妃，曾派人到马嵬坡“密令改葬”，然而当挖开坟冢时，“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什么样的香包竟埋在地下而不腐烂？何家村遗宝中“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将此谜团解开，原来是银制的。该香囊制作极其精巧，在其内部盛放香料的焚香盂中，不论球体怎样转动，由于圆形香囊的内外环和金盂总能保持水平，使里面的香料不致洒落。此香囊有链条，佩戴和悬挂很方便，杨贵妃出行携带的很可能就是这种银香囊。
何家村发现的金开元通宝30枚，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唯一的一次。唐代的金、银开元通宝不用于市场流通，专用于赏赐。文献记载，唐玄宗常常在承元门上设宴，席间向楼下抛洒金钱，以赏赐臣下，成语“一掷千金”就源于此。唐诗《退官人》中以“长说承元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来描写这种场面。何家村遗宝不算玉器、琥珀、药物等珍宝，仅以出土的金器总重量就达唐大两（一大两合今45克）298两，银器总量为唐大两3900两，可折合黄金900至1000两。
这批国宝价值连城，拥有它的主人是谁呢？
是达官贵族的私藏，还是皇家的“细软”？
谁是何家村遗宝的主人？为何埋入地下？
这些问题吸引学术界去探秘。现有三种观点：一是根据遗宝发现在唐长安兴化坊，其中最晚的纪年遗物是开元十九（公元731年）年庸调银饼，故认为是安史之乱（755年）突发事件中埋葬的，拥有者为邠王府李守礼；二是根据对金银器纹饰的分析和排比，认为埋葬年代应在唐德宗年代（即780至805年），窖藏遗址不在邠王府，拥有者应是达官贵族；三是认为埋葬年代应是唐德宗四年（783年）泾原兵变爆发之时，埋葬地点应是租庸史刘震宅，遗宝是国库物品。
北京大学教授齐东方认为，第一种说法的缺陷是没有对器物做具体分析，缺乏精确的年代论证。邠王李守礼开元二十九年已死，早于安史之乱，遗宝与安史之乱及邠王李守礼之间逻辑关系不紧密，疑问较多；第二种说法没有指出埋葬的原因，拥有者为一达官贵族几乎是不可能的。
齐东方主张第三种说法，即国库说。他认为何家村遗宝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造器皿的集合体，时代跨度长达千余年；二是遗宝来源的多样性，涉及面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里。有谁能把长达千年的器物种类、来自各地的产品聚集在一起？只有国库。另外遗宝中大量的器物上有墨书题记，记录着物品的名称、重量、数量，是登记时的标记，便于收藏入库后账目对照；一些银饼上带有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税等等，属官府收缴上来的庸调银，还有墨书户部所管辖的国库名称“东市库”银饼，加之带有“进”字錾文的器物，应是地方向中央官府或皇室进奉入国库的物品。另有68件银铤，上錾“朝”字应是“朝堂库”的储藏。遗宝中还有10副玉带銙，根据装饰不同应分别代表不同等级——文武官三品以上才能用的玉带，而个人是不会拥有如此多的玉带的。因此，他认为像这样种类丰富、数量众多、质量精美的珍宝集中收藏，最大的可能是中央官府的仓库所存。
齐东方还认为，国库说不是一个追求兼容性的简单综合，还与“刘震宅”、“泾原兵变”有密切的逻辑联系。据考证，兴化坊中居住的租庸使刘震的职责之一是管理官府财务，他有权利接触官府财宝；泾原兵变是继安史之乱后唐史中又一次极为严重的叛乱，迫使皇帝逃离长安，乱兵入城后狂掠国库，居民坊内也遭到抢劫。文献中还记载了租庸使刘震在泾原兵变时往来自宅和宫廷搬运物品的情况，正好说明在突遇战乱时一个居民居住的坊内出现惶恐逃离时仓促埋藏皇室“细软”的可能。
何家村遗宝考古还有很多谜等待人们去揭秘。它折射出大唐的灿烂和美丽，挑战着今人的智慧，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去破解，去实现与古人的一次次对话。孟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