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为台湾一代名妓的“官姊”官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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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中评社19日文章，1997年9月6日，台北市长陈水扁仓促废娼，引起百余名公娼上街头抗议，经公娼自救会和当时介入协助的女工团结生产线的长期抗争，终于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于1999年3月争得缓冲两年，2001年3月执行废娼政策，台湾公娼正式走入历史。
在公娼上街抗争期间，几乎所有性工作者都罩上斗笠、以花布蒙面，唯独有一位头发永远吹烫整齐、妆化得漂漂亮亮，坚持以真面目示人，这位“官姐”，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也被外界封为“一代名妓”。
本名官秀琴的“官姐”是台湾妓运第一人，也是当年率领公娼长期反扁，争取到缓冲两年的公娼运动领导人。她之后和日日春协会争取“性工作除罪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和姊妹合作经营个合法小娼馆，俸养老母、支付房贷，存些晚年的生活费。
2001年结束缓冲两年，正式废娼后，官姐和4个小姐合作经营小型私娼户，自己也兼着下海。地下娼馆面对任何人都要低头和委曲求全，官姐一肩承担各种交际应酬，应付各种地方势力、黑白两道、警察取缔、打点邻里关系，支出庞大，她经常感概“变成非法，什么人都可以骑在你头上，我们只有低头，求人手势拿高，放我们一马”。
狭长的走道里面，抚慰许多寂寞男人的身体和心灵。
原本合法的公娼转为私娼，所有小姐只能在孤立的系统内，像蜘蛛网般的把生计债务压力彼此支持。其中一个小姐欠债落跑，马上牵连到原来大家互相借贷的系统，一个洞一破，全部人受牵连，官姊于是欠卡债去补洞，但做保人的官姐也承接朋友的地下钱庄债务，开始挖东墙、补西墙，庞大的卡债、钱庄高利贷，就像吸血鬼一样，让她们在地下化的处境，经济问题越来越大。
官姐不愿让朋友知道她的困境，但每天要还钱庄新台币9000元，付不出来时就再跟周围姊妹借或标会还，又必须支付新的利息，困境越来越大，2006年7月底，邻里普渡要她出钱办桌，再加上各种逼债的压力源源不断，死会会钱也要缴，遇到不满意小姐服务的客人发飙要向警方举报私娼，她还下跪恳求。
7月30日扁政府为了要拼治安，用重罚重赏要求警察严抓色情，而台北市又在暑期执行加强取缔色情专案，要大抄性交易场所，因此朋友警告官姐，到9月底都不要开店，“取缔色情不能营业”，没有现金收入，所有周转全被卡死，这是官姐死前两天。
7月31日凌晨，官姐打电话给店里姊妹，说自己和政府苦战了这么多年，但却等不到合法化了。陈水扁执政时不可能让性工作合法，就算国民党上台，现在马英九这样取缔，合法化遥遥无期……，她已经等不到那一天。
8月1日凌晨，官姐找了她最要好的客人朋友，说心意已绝，告诉客人，这个宵夜是最后一餐。8月1 日下午她离开店里，说回家看母亲，然后一去不回，发现尸体，已是8月3日。
日日春协会秘书长王芳萍回忆起过去，以前的小姐都坐在椅子上，一个个盘起脚来等待客人上门，等到客人进门，小姐领着进入房间进行性交易，以15分钟为单位，收费新台币1千元，娼馆老板分3成，小姐分7成。
在过去娼馆合法的年代，台北市最多有上百家公娼馆，还有数量难以计数的私娼，大多集中在万华区华西街和大同区归绥街，在1980年代前后最为兴盛，性工作者高达上千位，成为台北市都市发展过程当中最为阴暗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