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医的生存和发展的讨论很多，而且这种讨论不限于医学界内部，而是与现代与传统、科学与非科学等话题纠缠在一起。实际上，早在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到上世纪20年代初，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在学理上不具有科学精神，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余岩、诸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所列废止中医之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便是“废止中医案”。
尽管如此，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议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中医界之抗议举动，得到上海各大报馆的舆论支持。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上海的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中医界反抗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 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之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之论争，互相攻讦讥讽，充满了火药味。
3月17日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遂组成赴京请愿团，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之动荡。故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
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中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这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