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甫仁中将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3年第11期 作者：刘庆荣
中将谭甫仁夫妇于凌晨5时在军区大院的居所内被枪杀。此案震惊中央，破案长达7年，又因“文革”的背景变得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197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同志逝世》。报道指出：“中国 ***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同志，于1970年12月17日在昆明不幸逝世，终年60岁。”因文中并没有像通常的讣告中所披露的死亡原因及“医治无效”等字样，故引起诸多猜测。在此之前，围绕着谭甫仁被杀一案，在八大军区之一的昆明军区乃至昆明全市范围内，已经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破案战役。因当时严密封锁案情，破案又是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一时间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形形色色的奇事怪事接连出现，加之台湾特务机关的造谣惑众、恣意渲染，使我党我军建国以来首例高级将领被暗杀一案平添了扑朔迷离的色彩，给“动乱”中的昆明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枪声震撼春城 将军喋血大院
1970年12月17日清晨5时许，薄雾弥漫，晨曦未露，人们都还在静谧中酣睡。突然，在昆明军区大院的第32号院中，啪!啪!啪!接连响起了令人震惊的枪声。不一会儿，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她抓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发颤的声音：“32号院响了几枪，你们快来人!”邹贤玉一愣，睡意顿消，随口反问一句：“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枪?”“反正出事了，你要陈秘书、汪秘书快来吧!”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邹贤玉心想，这32号院是谭政委家，那里响枪可直接关系着军区一号首长的安危，那还得了!她急忙穿上衣服，正要跟负责谭甫仁日常生活的事务秘书陈永柱打电话，床头的电话又响起来，她一接，是谭政委的警卫员李洪亮打过来的。李洪亮惊恐得几乎说不成话，但意思是说清了——谭政委被人枪杀了!
邹贤玉一听，脑袋“嗡”地一声蒙了，但很快就镇静下来，立即给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军区分管保卫工作的副政委蔡顺礼，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副司令员刘春山，副政委周兴、雷起云等有关领导一一通了电话，报告了“谭政委家出事了”的噩耗。
不多时，平时十分安静的32号院人声嘈杂，乱作一团，陆续赶来的军区干部手忙脚乱地把倒在血泊中的谭甫仁及爱人王里岩送到军区总医院抢救。
谭甫仁身中3枪：一枪击中腹部，一枪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耳根进，从左耳根出，另一枪击中右臂，弹头嵌在骨中。当时谭甫仁昏迷不醒，刚送进医院时尚有一点儿血压，但随即就没有了。其腹腔内积满了血，肚子胀得鼓鼓的，医生们打开腹腔抽出积血，又剖开胸腔，由几个医生轮流在心脏上进行按摩，但毫无结果。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奇迹并没有发生，谭甫仁的心脏再也没有跳动起来。谭夫人王里岩身中两弹，一处在胸部，一处在脑门，都是要害处，实际上当场已经休命，医生只抢救了10分钟就放弃了努力。
当日下午3时许，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奉中央军委领导之命乘专机由北京赶到昆明，一出机场就直奔医院，他察看了谭甫仁夫妇的伤势情况，询问了抢救经过，同意医生们所做出的“王里岩已当场休命，谭甫仁伤势太重，接近休命，无法抢救”的结论。12月20日，谭甫仁夫妇的遗体被送到跑马山火葬场火化。23日下午，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国防剧院召开了由12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大会。血案惊动中央 总理关注侦破
执掌云南党、政、军帅印的谭甫仁中将被刺身亡，无疑是举国震惊、历史罕见的大案，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于12月17日6时就接到了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的报告，他当即做出三点指示：一、全力组织抢救；二、作案可能来自内部，要抓紧时间破案；三、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与此同时，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接到了昆明军区的报告，随即做出相应的批示，并指令在京的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立即返回昆明，主持昆明军区的领导工作。
周兴副政委跟周总理通过电话之后，于当日早7时便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司、政、后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通报了谭甫仁夫妇遭暗杀事件，传达了周总理的三点重要指示，然后研究确定了应急方案。会议决定立即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简称“017专案组”)，由周兴任组长，王必成、蔡顺礼为副组长，成员有副参谋长赵润博、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等。专案组的日常工作由蔡顺礼副政委负责。
专案组将案发当晚住在32号院内的6个人全部进行了隔离审查，他们是：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住在楼下)、谭甫仁夫妇的未婚儿媳吴小红(住在楼上谭的隔壁)、警卫员李洪亮(住在平房警卫室)，以及住在伙房的一名女炊事员和住在门岗的两名战士。
经反复盘问上述6人，吴小红和女炊事员及两个门岗都说当时睡得正香，没听见任何动静，更没见到凶手的身影。两个门岗是被前来抢救谭甫仁夫妇的干部敲门喊醒的，其中一人称当时正在梦中摸鱼呢。李洪亮是被谭甫仁“小李、小李”的喊声惊醒的，他正在穿衣服时就听见了院里响起一阵枪声，吓得赶紧趴到床底下没敢出来，待院内静下来估计枪手逃离后，他才急忙给秘书邹贤玉打了电话报警，然后又躲进卫生间藏起来，直到听见王克学的喊声才敢露头。
经审查，李洪亮是谭甫仁从北京带来的勤务兵，主要负责谭甫仁家的生活起居、打扫卫生等勤务，不久前刚兼做警卫员，没受过正规的警卫训练，关键时刻贪生怕死，成为胆小鬼。
案发时惟一同凶手照过一面的是住在楼下客厅西侧的王文莹(军区女篮队员)。王文莹向专案组反映说，她当运动员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当时清晨5时许醒来听见楼上有人大声说话，她只听清姐姐王里岩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接着就是撕打的声音和几声枪响。她觉得事情不妙，正要上楼看个究竟，就看见谭甫仁披着衣服急匆匆下了楼，她问道：“姐夫，楼上出了什么事?”谭甫仁说：“我也不知道。”谭没停步，直接拐进通往楼后小平房的长廊。这时候，又见一个身穿军装，个头有1．8米左右，身材有些发胖，手中好像提着一把手枪，年龄大约有40岁的人迫下楼来，直向长廊上追去。不一会儿，她只听谭甫仁在院中连喊两声：“小李!小李!”紧接着就听见几声令人心惊肉跳的枪响。
她顿感出了人命大案，慌忙向秘书邹贤玉家拨了电话。
专案组在对有关人员进行隔离审查的同时，派人严密封闭了32号院，随即请当地公安人员协同军区保卫干部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且对参加抢救的人员进行了调查访问。
谭甫仁夫妇居住，的32号院位于军区大院的中心，是一座独立的别墅式宅院，大门口。在南侧偏东一点儿，平时有一个班的哨兵昼夜轮流站岗，案发当晚有两名战士在门口西侧的宿舍睡觉。当时正值“文革”当中，军区有关部门对警卫战士的管理较松，造成这些战士的值勤守卫越来越懈怠，逐渐由站岗变为坐岗，又由坐岗变为睡岗，从而使看似戒备森严的武装警卫形同虚设。
谭甫仁一家住的是院中惟一的坐北朝南的二层小洋楼，进门是一个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半圆形客厅，客厅西侧阳面是谭甫仁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隔壁有两三间卧室，王文莹就住在其中一间。客厅北侧是楼梯，楼梯下面有一条通向后院的小长廊。楼上共有4个房间，谭甫仁夫妇住的是套房，两室共用一个卫生间，两个卧室之间有门相通，但各个卧室又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各有各的屋门。吴小红住在谭甫仁隔壁靠近楼梯的一个房间。小楼后边是一个小院，有一排平房做厨房和警卫员李洪亮的住室。平房后边有一个小养鱼池，紧挨着养鱼池就是近两米高的院墙。
现场勘查发现，院西北角墙外有一把凳子，这把凳子是从32号院南邻的军区干部食堂偷来的，凳子上留有两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令人困惑的是，这个食堂内养着一只大狼狗，晚上一有动静就“汪汪汪”直叫，所以平时也不用锁门。可是，案发这晚却偏偏没人听见狗的叫声。翌日早晨狗的主人发现，原来这只狼狗几天前竟神秘地失踪了!后来查明是被馋狗肉的食客偷偷地宰杀了。
院墙内有一个白色的皮鞋包装盒，上面也有一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院墙内外都有新鲜的蹬蹭痕迹。厨房的前后窗户都开着的，窗台上和临窗的案板上都留有相同的胶鞋印。据此判断，刺客的进出路线是这样的：他从军区大院的北门大摇大摆地进入大院 (军人随便出入，不受检查)，绕过司令部大楼走到干部大食堂，从食堂中偷出一把凳子放在32号院西北角的外面，踩着凳子越墙进了32号院，绕过养鱼池，因厨房通向养鱼池的后门上了锁，故从后窗跳进厨房，又从厨房的前窗跳人前院，通过小长廊溜进小洋楼，作案后又顺原路逃离现场。
由此可以断定，凶手非常熟悉32号院和整个军区大院的环境，极有可能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
现场勘查人员从楼外和楼上两个中心现场共搜获8个手枪弹壳和5颗手枪弹头(其中从楼上发现3个弹壳、两颗弹头，从楼外院内发现5个弹壳、3颗弹头)，加上医生从谭甫仁臂骨中取出的一颗弹头，共获得8个弹壳、6颗弹头。经鉴定均系伺一支五九式手枪发射。
当从云南省公安厅借调的公安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验大约两个钟头时，受命封闭现场的一名军官不耐烦地催问道：“勘查完了没有?你们这可是搞技术挂帅呀!”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干警没顾上过细地进行现场勘查和提取痕迹物证，只得匆忙收场。
综合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所获得的情况，大体可以推断凶手的作案过程是这样的：他上楼后直奔王里岩的房间，因房门未拴住，故推门而人，王里岩被惊醒后，拉开床头灯，只见凶手正向她逼近。她显然认识凶手，一边起床一边问：“你怎么这时候来啦?”凶手大概说了一句：“我找谭政委!”说着举枪便向王里岩射击，也许是他由于紧张手腕发抖，这一枪打空了，子弹射人墙内。在危急关头，王里岩为了保护谭甫仁的安全，便堵住了通向丈夫卧室的门，与凶手展开搏斗，凶手这时贴身向王里岩的胸部开了一枪，王里岩应声倒地。凶手惟恐王不死，将枪口顶着王的眉心又补了一枪，子弹从脑后飞出后，钻人了木质地板。
住在另一间卧室的谭甫仁被惊醒后意识到危险，便急忙穿上裤子，披上“三位一体”的上衣(为了穿、脱方便，将衬衣、毛衣、罩衣三件套在了一起)，从自己的屋门出去急匆匆下了楼梯，想叫警卫员李洪亮前来支援。
谭甫仁赶到李洪亮门外时连声喊道：“小李!小李!”但屋里却没有动静。这时尾追而来的凶手冲着谭的背后接连打了两枪，这两枪都没有击中谭的身体，而是穿越过敞开的上衣击在李洪亮的屋门的门框上。谭甫仁这时转过身来，迎着凶手冒烟的枪口冲过去，凶手又一枪打在谭的腹部，谭踉跄了一下继续往前冲。凶手紧接着向谭打出了第四枪，这一枪打在了谭的右上臂，谭趔趔趄趄地侧身倒在地上。凶手蹿到谭跟前，将枪口抵在谭右侧太阳穴处第五次扣动了扳机，子弹从侧太阳穴穿人，从左侧太阳穴飞出。就这样，一个从 1928年就参加革命、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披肝沥胆奋斗了40多年的中将，永远地倒下了。
验枪无果而终 调查柳暗花明
侦破工作尽管是在保密、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但动用的人力之多、声势之大、历时之长却是空前的。破案主要围绕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查验枪支，即清查检验全军区所有的五九式手枪，逐人逐枪见面，军区保卫部的大部分干部分派到各单位进行督促检查；二是核实人员定位，即在全市范围内普遍调查青壮年男性12月17日早晨5点至7点之间的行踪，每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均须有两人以上证明，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这样，当时一个仅有40多万人口的昆明市，几乎家家户户、角角落落都触及到了。
查枪毫无结果，所有佩发的五九式手枪一枪一弹不少。这使专案组大惑不解：五九式手枪目前只在军队干部中装备，而地方上一支没发，即使公安机关也尚未佩发，难道刺客是从外地部队中偷盗的枪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