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宋政治婚姻之说，在史实上、逻辑上都成问题，其间不排除政敌攻讦、推波助澜的色彩。蒋宋结合是双方爱情的结晶，它与社会上男欢女爱，从相恋到结婚的常态没有什么区别。
一
以往，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合，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是“权力和财势的结盟”。
这样的论断，似是而非。
首先，蒋介石当时已经下野，手中的权力已经解除。他是在武汉汪精卫集团和桂系集团合流，全力排斥的不堪情势下，于1927年8月13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离开南京去奉化，蛰居雪窦寺韬光养晦。尽管当时不少人希望他重新出山，但依据派系斗争的游戏规则，蒋介石日后的成败与政治前途，犹在未定之数，谁也难以保证他能否东山再起。所谓政治婚姻说，就蒋而言，显然是对他重出掌权后的一种推理，在史学上犯了将后事强征以前的论证错误，在逻辑上属于倒果为因的错误推理。
其次，当时的宋家并非如论者所言是“上海最负盛名的资本家”，只是一户较为富裕的家庭。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无论就其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与沪上闻名的资本家不能同日而语。他既不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也不是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总商会的成员。1918年宋嘉树逝世后，其妻倪桂珍没有出外工作，充其量只是依靠丈夫在世时的积蓄和母家遗产过活，生活仍优裕，但谈不上“财势”。所谓“上海最负盛名的资本家”云云，无疑是夸大其词。
再次，宋庆龄虽是孙中山夫人，但对蒋介石并无好感，坚决反对小妹美龄与蒋结合。蒋介石本人早在永丰舰炮轰陈炯明叛乱时，因随侍孙中山左右而获得孙中山信任，后又被孙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北伐战争中成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国民党中，无需再以寻求孙中山的声望地位作庇护，又何来想通过与宋家联姻以谋求党、政界好感与支持呢？
可见所谓政治婚姻之说，在史实上、逻辑上都成问题。其间，不排除党派攻讦、推波助澜的色彩。
其实，蒋宋结合，主要是基于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真诚爱慕和长达五年之久的不懈追求。
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是1922年12月宋子文在上海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孙中山家里举办的社区基督教晚会。在晚会上，蒋一见宋美龄，立即被她的青春容貌、雍容华贵的气质所吸引，爱慕之心，油然而生。蒋当即决定对这位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展开攻势。双方有所交谈，并且相互交换了地址、电话。
事后，蒋向孙中山透露了自己的一见钟情，希望孙中山居间介绍，并称自己与原配毛福梅已经离异，与侍妾姚冶诚断绝关系，却没有提到才新婚一年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孙中山对蒋本有好感与信任，表示此事需要和夫人宋庆龄商量，征询她的意见。不料宋庆龄坚决反对小妹与蒋结合，据说她宁可看到美龄死，也不愿她嫁给蒋介石。孙中山为蒋撮合之事由此告吹。
蒋介石并不死心。1927年，当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率军攻下上海并发动“四一二”政变，权势达于鼎盛后，自以为事业有成，便于4月底5月初，拜访了位于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宋宅，再次与宋美龄相会。这一次，他底气十足地向宋美龄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而且正式提出了求婚要求。宋美龄尽管心有所动，但表示必须征得母亲同意。宋家事后开家庭会议讨论，倪桂珍以蒋介石已结过婚，又不信基督教而断然否决。大姐宋蔼龄则支持小妹与蒋结合。征询宋庆龄与宋子文，不用说当然也持反对态度。于是联姻一事便搁置下来。
不久，蒋介石因宁汉分裂，被迫下野，跑到奉化雪窦寺聊避世事。但他爱宋心切，不停写情书追求宋美龄。蒋在一封情书中说，自己已无意政治活动，并检讨以往对功业叱咤自喜，无异梦幻，大有不堪回首之叹。按之当时南京方面有不少人希望蒋复出并为之多方奔走的实情，蒋这些话似有故作姿态之嫌。他对下野并不甘心，决非心如止水。这或许是蒋以悲情打动宋美龄芳心的一种追求技巧，所以信末以自己当下的不堪处境，试探宋美龄的意向，耍了一点小伎俩，“不知举世所抛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对蒋介石也是一见钟情。她于1933年在重庆时曾对人谈起和蒋婚恋的经过，说她为什么爱上蒋介石，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自幼就崇拜英雄。她多次听到二姐夫孙中山夸奖蒋介石，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当她在孙中山家里第一次遇见蒋介石时，就感到他确实是个英雄人物，而且比二姐夫长得英俊。因此她当即给予青睐，假以辞色，几度用上海话和他接谈，并应蒋的要求，告诉了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后来，她母亲过生日，是她电话邀请蒋来家做客的。她说她的婚姻决不是大姐宋蔼龄促成与包办的，自始至终是自己主动的。
由此可知，蒋宋结合完全是宋美龄自己的主意。宋美龄这种心态和婚姻自主的表现，就她少女时代在美国接受的文化背景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永恒主题，就是英雄和美人。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新女性，在对待异性追求上，重视自己选择，不为父母之命的传统所束缚，敢爱、敢表白，完全合理，也完全正常。
蒋介石的不懈追求终于有了结果。1927年9月，他从奉化回到上海，与心已归属的宋美龄相会。9月16日，由宋蔼龄出面，在西摩路宋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各界宣布两人已经定情，将喜结连理。9月28日，蒋介石自上海启程出访日本。在宋子文陪同下，他去有马温泉拜会了在此地休养的宋母倪桂珍，征求老人家对自己与宋美龄婚事的意见。倪桂珍已被女儿说服放弃了原先的成见，表示同意。蒋介石兴奋异常，回到下榻的旅社，情不自禁地对旅社老板娘说：“成功了！婚约成功了！”
1927年12月1日，蒋宋在上海结婚。当天，先在宋宅举行了简约的教会婚礼，由主教余日章为主婚人。然后在大华饭店举行盛大豪华的世俗婚礼，来宾云集，各界名流咸与。陶醉在鲜花美酒中的蒋介石，看着身披婚纱的宋美龄姗姗而出，忍不住由衷感叹：“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
二
婚后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长达半个世纪中，相互促进、互补短长，走完了各自生命的终点。在宋美龄关爱、熏染下，蒋介石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他皈依了基督教。从此终生不渝，再也没有改变过信仰。1930年，蒋介石兑现了他求婚时的诺言，受洗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夫妇俩每逢礼拜六，都要到教堂做礼拜。在日记里，蒋介石经常把发生的人生和家庭的喜乐，都归结为上帝的恩赐。
其次是品性。蒋自婚后，一改以往生活放浪、行为失控的劣性，在男女关系方面，堪称蒋氏集团中无可指责的典范。
婚前的蒋介石，在混迹十里洋场的时代里，花天酒地，私生活相当不堪。他除在奉化已有发妻并育有一子（蒋经国）外，不但拥有侍妾姚冶诚，还在1921年纳取了第三任妻子陈洁如。虽说旧社会里男人有三妻四妾属平常事，但对一个已有子嗣的人，再娶妻纳妾毕竟与色欲相连，属于私生活失检，所以当时的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都瞧不起他。蒋介石有“好色”的积习。辛亥以后，他常“狭邪自娱，沉迷至久”。他在1919年7月24日的日记中说自己“荒淫无度”。为什么对自己有这样的考语？因为他常常有“见色心淫”的心理。当年3月，他途经香港，曾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不良心态：“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矣。”当时他正与一青楼女子厮混，情意绵绵，后来虽断绝关系，但仍不改狎邪恶习，所以会对自己有此考语。不过，写管写，行照行。10月15日的日记云：“下午，外出冶游数次，甚矣，恶疾之难改也。”从民国史学者杨天石教授的著作所列1920-1926年蒋氏日记中有关自己好色的大量记载可知，他在惊艳宋美龄前后，一直在为自己的色欲与希图克邪之间，做自我搏斗。
1927年蒋宋联姻之后，蒋介石在宋美龄的柔情体贴下，真正改邪归正。在与宋美龄相濡以沫的漫长岁月里，蒋介石的私生活没有绯闻，比之那些手握重权的新旧军阀，实在值得称赞。
再其次，蒋自婚后，在饮食起居方面也一改以往奢靡，自奉甚廉。
据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张国淦的回忆，说他同袁世凯吃饭是“饱欲死”。袁请客大方，鱼肉满桌，且常往客人碗里夹菜，几欲使人“肚皮胀破”。同蒋介石吃饭是“饥欲死”。桌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小盘子，一个人都吃得完，他却万分客气地请你“吃吧，吃吧，别客气”，而他自己又不动筷子，别人怎么好意思下筷吃呢？“所以赴他家的家宴是活受罪！”
这种说法当属可信。我曾参观过位于峨嵋山红?坪的蒋氏夫妇居室以及蒋逃离大陆前奉化老家的蒋氏夫妇卧房，对室内家具布置的平常和一般，我曾问过管理人员，得到是按原貌布置的肯定答复。
最后，蒋在军政举措中，也由以往独断张扬逐渐变为可以听取不同意见来改变统治手法。
蒋在婚前执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独断张扬，招致了党内政敌的攻击。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中，指责蒋“取舍予夺，为所欲为”，“在南京僭窃以后，益复横行无忌”。这虽有派系矛盾、宁汉分裂的政治因素，但联系到蒋以往常有动辄易怒、打人、骂人、辱骂同僚、同事的习性，说他专横，为所欲为，确实切中了他处事方式的要害。
婚后，蒋力图修饬以往军阀专权的形象。1933年听取宋美龄意见，搞了一场所谓“新生活运动”，以“亲民”的姿态出现。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听取胡适等人意见，自1935年起，将一批银行家、报人和学者如张家?、翁文灏、吴鼎昌、蒋廷黻等人延纳进政府，授以高职，造成一个“文官政府”的形象。在外交方面，受宋美龄影响，逐渐改亲日为亲英美路线。
蒋介石的这些变化，除了政治需要外，与宋美龄的关爱、熏染不无关系。宋不仅在生活上对蒋倾心照顾，而且在公开场合，以其端庄凝重、体贴入微，给蒋扎足了“台型”，造成了一对贤伉俪的公关形象。所以抗战初期，《申报》对宋有“相夫贤德”的评语。即使是当初反对蒋宋结合的宋庆龄，在1940年时也说过：他们“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爱他，蒋也真心诚意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可以说，蒋介石的成熟和作为抗日领袖的品性，是在与宋美龄结合之后。就此而言，蒋介石离不开宋美龄。
三
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既是蒋介石事业的得力助手，又因此得以施展其个人才能。蒋宋联姻，为宋提供了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女强人的机缘。
婚前的宋美龄，在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大学毕业后，于1917年回到上海，曾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工作，表现出良好的工作能力。
与蒋介石结婚后，特别是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首脑以后，她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等方面，为蒋政权做过不少贡献。
政治方面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1936年化解了“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危机，间接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确保了张学良的生命。
当蒋被扣押后，国民党一片混乱。以亲日闻名的何应钦联合戴季陶等，竟力主张“讨伐”，空袭西安，并电促汪精卫自德回国；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代表的亲英美派，力主用和平方法解决，营救蒋介石。鉴于何应钦当时任军政部长，怕他遽然下令轰炸西安，宋美龄亲自出面，以第一夫人身份召开黄埔系军官和空军人员会议，指令他们拒绝何应钦可能下达的命令，并请蒋介石的外国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先赶赴西安，居中调停。12月14日，端纳与被押的蒋介石见面，递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告蒋“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蒋介石见宋美龄信后，立即以手令命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兄妹飞抵西安，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24日达成六项协议，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爱国人士；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等。西安事变妥善解决，中共态度的转变和对张、杨的劝说，固然起了决定作用，但宋美龄为营救丈夫所表现的深明大义，也是间接因素。
外交方面，宋美龄在1943年出访美国，寻求英美支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抗日事业，1943年11月陪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担任蒋的翻译，两次都大展个人魅力，取得了美援和英美道义上的支持，这是人所周知的事实。
更为务实的是宋受蒋的委托，为国民政府组建了一支保卫中国领空的新型空军，因而被誉为“中国空军之母”。蒋深知建设空军必须花钱，但他又不愿他人在承办中贪污腐败，便将此事委托给了妻子，任命她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也不负托付，精打细算地与外商谈判，订购航空产品；严格执行空军纪律；聘请美国顾问，其中聘请陈纳德，组建“飞虎队”，是最成功有效的一着。“飞虎队”在保卫上海、南京、武汉时对日空战，以及在昆明训练中国空军和建立地面警报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
宋美龄口才一流，擅长演说。1937年曾短时期客串中国战时广播的“国际播音员”，引起国际人士的极大关注，“重庆玫瑰”声誉四起，对战时动员影响不小。1943年访美期间在国会的演说，语惊四座，使中国抗日事业博得了美国政界和美国人民的广泛同情。
抗战期间，宋美龄为开展国统区妇女抗日救亡工作，付出了极大精力。
1937年8月，她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总会”），自任主任委员。“妇慰总会”是国统区最早成立的妇女救亡组织，并由此形成了国统区的妇女救亡运动。
1938年3月，在“妇慰总会”领导下，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兼任理事长。主要任务是抢救前线受难儿童、筹建保育院、为儿童筹集保育经费、从事免费教育等。从1938-1946年，“保育会”建立了五十三个保育院，收纳了三万名难童，并对之进行小学教育，也办了几处初中班。爱国民主人士史良评论说：“儿童保育会能把全国各方面的力量都集合恰当，这不能不说是全国妇女大团结的先声。”
由上可知，宋美龄在婚后之所以能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女强人，确实与蒋介石的信赖、支持、授权有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之后，尤其是蒋经国当政以后，宋美龄头顶上的光环便日渐消失，不得不避居美国，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就此而言，宋美龄不能没有蒋介石。
现在，蒋氏夫妇都已先后作古。对蒋介石的评价，至今仍人言人殊；但我以为宋美龄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外交、文化、社会救助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历史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