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为“延安五老”之一，他是中国 ***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不论身处何种环境，他总是心中装着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办事，为人民谋利，一贯实事求是，不求虚名。“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面对腐败分子，平时慈眉笑眼的“好老头”怒不可遏!
1933年11月，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他对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时间很紧，只有半天工夫，所以只能听听汇报，了解主要情况，但是汇报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可是，杨世珠在汇报时，只谈工作成绩，闭口不谈存在问题，还一口一声“老首长”、“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一个劲地讨好奉承，套近乎。谈及财政收支账目时，杨世珠或所答非所问，或前后矛盾，语焉不详，这不禁引起了谢觉哉的怀疑。
中午时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蓝文勋大摆酒席，说是为中央领导接风，谢觉哉当场给予了严厉的指责。他说，毛主席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3钱盐、2钱油、8两米，他办公到深夜，都是以南瓜充饥。在苏区，谁也不准搞特殊，更不允许用公款吃喝。谢觉哉见到杨世珠、蓝文勋等一脸慌乱神色，心中的疑点更多了。为了弄清真相，他趁午后休息时，走访了两位老干部，果然发现问题严重，于是马上派人向中执委作了口头汇报。
下午，谢觉哉在县苏维埃常委座谈会上突然宣布：延长检查时间。翌日，中执委派来工作组进行突击查账，发现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侵吞各基层单位上交的节省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以及隐瞒对财主的罚款等，共有34项之多，合计大洋2000余元。还顺藤摸瓜挖出了集体贪污款，数额高达4000余元。
谢觉哉这个平时慈眉笑眼的“好老头”怒不可遏，他在县苏维埃常委会上声色俱厉地对杨世珠、蓝文勋等呵斥道：“你们称得上是 *** 员、苏维埃干部吗?当前战争够残酷的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个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瑞金县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污吏!”接着，谢觉哉代表工作组责令杨世珠、蓝文勋停职检查，并宣布将唐仁达逮捕法办。结束检查后，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赞赏谢觉哉的果断措施，认为惩贪治腐就必须这样雷厉风行，当机立断。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丑恶，谢觉哉又对毛泽东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毛泽东听了，沉思片刻说：“好，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
几天后，谢觉哉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项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长)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其主要内容有：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3年以上、8年以下监禁;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执行单位必须同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并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金额、程度、影响，处以警告、撤职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
此项《训令》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于1933年12月15日颁布实施。此后，在全苏区开展了“执行《训令》、反贪倡廉”的群众性运动。在反贪倡廉运动的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萍乡、上饶等地区，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事例。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十分形象、生动地记叙了这个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敌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全国解放后，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还常常回忆这段往事，称当时的《训令》尽管不完善，较粗浅，但却是 *** 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最早制定和颁布的法制条文。
“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谢觉哉一向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说：“旧社会的人重地位，地位爬得高，有剥削人的机会，能大吃其剥削饭。新社会的人重工作，工作做得多，做得好，够得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也就为人民所称赞。”
1949年11月1日，谢觉哉担任了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长。他提出内务部的工作，必须“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谢觉哉在内务部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发动群众，战胜灾荒。解放初期，人民生活贫困，加上河堤长年失修，常常溃决泛滥，灾情遍野，救灾工作便成了内务部工作的首要任务。谢觉哉经过调查后，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全国的灾荒情况。随后，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董必武为主任，谢觉哉为副主任，具体领导工作由谢觉哉承担。
谢觉哉认为：给灾民发放救济粮、救灾款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和主要的;更重要的还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谢觉哉在担任内务部长9年期间，经常深入灾区，视察灾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曾先后2次到山东，3次去河南，还到过河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等21个省、市、自治区，协同当地政府开展安置灾民、建设新家园、优抚军烈属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