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演进相比更为缓慢和深入，它可以改变人体组织本身。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之下，适者生存的法则得到支持，物种的基因也随之改变。
表面上看，人类进化的生物和文化两种属性是非常不同的。然而事实上它们却又无法分离。科学家们发现，数万年以来，人类的行为方式和生物性变化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影响，新的行为方式有时是生物性变化的结果，有时又是诱因。人类学和基因学的发展每天都会将这一奇妙机制的面纱多揭开一点。
人类一直依靠更多的技术创新和更复杂的社会体系适应环境的新变化。大约在5万年前，一些智人离开了他们的发源地非洲，向欧亚大陆、澳洲和美洲迁徙。
这些智人可以更高效地打猎和采集植物，或许还拥有更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到达哪里，他们都取代了当地更为古老的种群，并进化成地球上的第一群人类。此后就是逐渐学会种植和畜牧，然后是阶级社会的产生，再后来进化不断加速，直到发展成今天的科技社会。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掌控越来越多(医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有人认为，现代人类的生物进化已经停止，因为技术进步已经让生物适应性不再必要。但这不是事实。疾病依然是自然选择的一个重要载体，而我们的基因也一直在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病理世界。
专家们一直在探讨，自然选择只局限于个体抑或对整个群体都有影响。文化不仅仅是人类的一种适应手段，也是区分不同种族的办法。长久以来，外貌或语言不同的个体会受到抛弃甚至打击。在人类扩张的过程中，这一现象使得文化和基因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相影响的关系。
随着人类数量的急剧增长，一些稀有的变化也因为偶然或自然选择而出现。这些新的进化例子与农业的发展有关，因为农业改变了我们的饮食，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疾病风险。
举例来说，随着幼仔的长大，成年哺乳动物会自然失去分泌乳汁的能力。但某些人类种族却能持续产生分泌母乳必需的乳糖酶，原因是这些种族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开始食用奶制品，从而引起基因变异。
另一个例子。在非洲和地中海地区，某些种族的第11号染色体出现了变异，这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抵抗疟疾但却易出现严重贫血。自然选择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为了发展农业而砍伐森林，导致蚊虫增多。通过种植和畜牧，人类改变了自己的基因。
大脑一直是人类进化的“热点”。不过在过去的两百万年间，大脑的体积和活动的增加却带来了不少麻烦。大脑不仅要消耗大量能量，生产大体积大脑的婴儿也是在给解剖学出难题。因此人类大脑的四分之三都是在出生后才发育的。
人类不可能停止生物进化，只是改变了进化的规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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