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
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
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着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
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
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