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认为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林则徐
道光皇帝可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他1820年继承皇位，即位的头20年里，几乎没有一年不遭遇困厄——水灾、旱灾、饥荒、暴动、叛变。而在1839年前后，新涌现的困厄则集中在一种鬼魅之花的果实上，那就是鸦片吸食的泛滥。
在晚清时代，世界上其余国家也有服食鸦片的吸毒者，但只有中国人使用吸食的法子。鸦片吸食大约是明末荷兰人传到台湾，再经由海峡传到大陆。雍正、嘉庆等朝曾几度查禁鸦片，但吸食之风却始终未曾根绝。到1837年，中国的鸦片进口已从1796年的几百箱增加到4万箱，每年流失白银达数千万两，民间也是烟馆遍布，乌烟瘴气，甚至绿营士兵也多吸食鸦片，军队战斗力之孱弱可想而知。
这时候，禁烟的呼声终于占据了主流，道光皇帝也下了禁烟的决心。于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进入了朝廷的视野，多年来，他一直以精明廉洁、雷厉风行的形象出现，并且也是长期支持禁烟的重臣之一。诏书下达，林则徐遂作为钦差大臣赶赴广东禁烟，从此走上“英雄之路”。
林则徐禁烟的事略已为多种书籍记载，本文不再赘述，概言之，他1839年3月10日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至5月21日共收缴2万零291箱鸦片，并于6月中逐日全部销毁。这次禁毒的成绩与效率，在今天看来，仍是相当了不起的。
关于林则徐，我们长期将其作为一个“高大全”的历史英雄来看待，因此，他在“高大全”意外的一些侧面，也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了。在这里，我想谈谈在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及随后的外交、军事行动中的一些不为人熟知的事情，以勾勒出他的侧面轮廓。如我将在文末阐述的，林公的这些侧面轮廓，也许不很好看，但只会使他的形象更加全面、真实、生动。
一、林则徐偏见的侧面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林则徐曾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也确实担得起这个称呼。在广州期间，他组织人手翻译外文新闻纸，节译政治、军事等书籍，甚至首次选译了当时通行的《国际法》。
林则徐并且相信西医，1839年，他曾向广州教会医疗协会求助，看有没有根治鸦片瘾的药物。但是这所协会也许不是最好的求助地方，因为其第二大董事查顿，就是当时英人在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后来，林则徐提议，对在18月内无法戒除鸦片瘾的中国人，处以死刑。
林则徐自己还使用西医疗法。也是1839年，他因小肠疝气而拜访了一位叫彼德?帕克的传教士的诊所。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医师给林则徐安了疝带，缓解了他的痛苦，而且送给他5条疝带——这是彼德的全部存货。
但任何人都难免有时代局限，相对开明的林则徐也不例外。
比如，他认为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定海沦陷后，林则徐鼓励军民奋勇杀敌，仍然认为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也有着奇怪的幻想：“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基于这些偏见，林则徐相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也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陷落炮台。事后，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怪，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设施，就像是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在与道光的一份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这些偏见，难免会使林则徐自信心“爆棚”，加上对国际外交惯例的不熟悉，从而做出一些莽撞的事儿来。
二、林则徐莽撞的侧面
有个中国船夫仅仅因为身边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信件，就被处死。
在林则徐广州禁毒的行动中，部分海外史家对其两个做法略有微词，认为实在莽撞了。
一是他在禁烟初期，对广州外国商馆进行封锁，严密隔离一切外侨。这种做法实在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被隔绝的人中，不少并未染指鸦片贸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则徐此种做法，实际上已酿成了一个不小的外交事故。这就好比如今广州有一些外人从事贩毒，政府却直接把各国大使馆封查，并软禁所有人员。当然，在林则徐那个时代，中国连专门的外交部门都没有，更别谈外交准则了，林则徐做出如此强项的举动，出于禁毒心切，也可以理解。
当时的广州外国商馆可谓弥漫着“林氏恐怖”，有个中国船夫仅仅因为身边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信件，就被处死。同时，食品，甚至于一桶水，都不能被带进商馆。封锁中途，交涉到矛盾激化时，林则徐还找工人去商馆周围砌墙，彻底将商馆变成监狱。直到英方商业代表义律妥协，才解除封锁。
林则徐禁烟主要只针对英方商人，而不太注意扑杀中国方面的鸦片走私势力，对吸食鸦片者也只有惩戒而无引导之术，结果虽然缴获了大量鸦片，但并未使鸦片走私绝迹。1839年6月的《澳门月报》记载，就在同年9月，鸦片贸易又再度活跃，且有上万箱鸦片已经运到中国海面。
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林则徐的禁毒手法则显得相对单调、粗暴，没能取得哪怕暂时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
林则徐另一个莽撞的做法在查缴鸦片后，要外商写保证书，以后永不夹带鸦片，违者处死。起先，外商愿意个人写保证书，但是林则徐要求，保证书不但对签署者有效，对其船上所有人都有效。换言之，船主若签署这个保证书，等于是替将来所有在他船上的人都签署了“生死状”。结果对方拒绝，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
现在看来，林则徐的想法比较朴素，他在一个奏折中称，外人重信用，所以要求他们签署“具结”，也就是保证书，可以一劳永逸。他那个时代，当然考虑不到立法的问题，只能做出如此要求。但其时，外交沟通毕竟不如安琪儿的皮肤般润滑，一边是固执到如石头的地步，一边是倔强到如牛头的地步，且各按自己国家的法律条规，风俗习惯等来思考、处理问题，结局自然只有一拍两散。
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使用的“莽撞”形容词，丝毫没有贬义，只是一种客观形容。事实上，林则徐当年的莽撞，也是出于一腔爱国热忱，以及对鸦片的痛恨。正如早年对林则徐颇有微词，但晚年已经有了谅解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