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变更的货币最初红军带到延安的钱是“苏票”，即“苏维埃国币”，又称苏币。早在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便创立，7月7日开始发行统一的新纸币“苏维埃国币”，面额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共5种。苏票一元与法币一元相等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的名义，继续发行过一些苏票，但流通有限。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随之，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也相应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承认并流通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逐步收回苏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8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独立发行边区自己的货币，1月30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范围内流通。2月18日，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票面为一元、五元、十元。“边币”与光华券一样，票面上都标以“中华民国”纪年，但大红着色，妇女纺纱、羊群等图案已经具有鲜明的解放区文化特色。
“流通券”全称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是1944年5月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代用券。票面额为五十元、十元两种，规定每元当边币15元，实际发行后比价为每元当边币20元。
■不断飙升的物价
在此货币频繁变更的背后，是物价的起伏波动。据西北财经办事处1949年2月18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中，1937-1945年期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显示：（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
1938年7月为153.3，12月为161.4，全年为143.1；
……
1941年全年为2228.9；1942年全年为9904.0；……1945年6月为1，995，825.0，12月为1，825，918.5，全年为1，591，495.4。
也就是说，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
专业统计数字是枯燥乏味的。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女作家陈学昭记载下了1938年秋延安的物价情况：
猪肉每斤0.5元、猪油每斤0.8-0.9元、山羊肉每斤0.35元、绵羊肉每斤0.4元。白糖在延安一直很紧俏，价格不菲。1938年秋，白糖每斤1元，而同时期在重庆售价为0.25元。
同时期（1939年1月）重庆、成都的基本生活物资指数分别是：
重庆大米每斗3元5角、食盐每斤1角4分、猪肉每斤2角3分、机器工人工资每月30元、纺织工人工资每月18元（自给伙食）；（按每斗37斤，每斤14两计算。）
成都大米每斗2元、食盐每斤2角、猪肉每斤2角、机器工人工资每月30元、纺织工人工资每月6元（厂方提供伙食）。（按每斗32斤，每斤14两计算。）
生活基础不厚的陕北小城，生活指数比同时期重庆、成都偏高，但实行供给制条件下的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们，其生活都是有保障的。
■惩治腐败的标准
与这些统计数字有关的另外两个生活指数是，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度量衡单位与惩治贪污腐败的标准。
1938年初，1斗为50斤。1942年3月22日，边区政府建设厅就统一度量衡问题发布命令，规定自5月1日起，在边区使用度量衡的标准为：尺用2尺正裁尺；斗用30斤斗；秤用16两制秤。
当时边区政府为取信于民，惩治腐败的力度很大。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凡边区工作人员贪污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其实，无论物价如何涨落，对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单位工作的“公家人”，影响是不大的。当时在解放区，八路军、政府机关和学校，全部实行“供给制”，除了衣食住方面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发些烟、肥皂、毛巾、牙刷，甚至妇女特殊时期所使用的卫生纸等日用品外，还有一点津贴。政府在采取各种手段，使得大家在革命的圣地，温饱着，并感受着平等。
（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