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不吃“素”
元朝之前的宋朝就是一个娼妓业繁荣的时代，而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娼妓业则更上一层楼，竟把杭州打造成一个繁华之都，锦绣之地，温柔之乡，被世人称之为人间天堂。“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娼妓业的繁荣昌盛由此可见一斑。
自蒙元大汗率大军兵过黄河，饮马长江，攻打南宋至南宋覆灭，由于连年征战，社会凋残，娼妓业因此受到了重创，直到元朝统一后才得到了逐渐恢复。
蒙元宫廷乐舞制度多仿汉制，除设太常礼仪院，并于属下设有女妓外，又置教坊、仪凤二司，主要掌管乐工艺人，供奉宴享娱乐等事务。并多次从民间拘刷乐工艺妓充实这些机构。同时对民间的娼妓业也采取放任纵容态度。
据元代记载女伶事略和艺术修养的重要的文献《青楼集》记载：“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构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之。……天下教舞之妓，何啻亿万。”
元代乐籍艺人的规模小于唐而大于宋。从《元史?祭祀志》中可以看到，仅在每年二月十五日举行的祓除不祥、祷迎福祉的宗教活动中，有一次教坊司和仪凤司就曾出动一千零二十四名乐工。妓女随仪仗队周游皇城内外，其规模、人数都是南宋时期所难以比拟的。除京师之外，其它各地方城镇的乐人、妓女也要多于宋代。
元代的乐户世袭制和买良为娼都一如宋代，尤其是元灭南宋后，许多官兵先掠娶江南良家女子，玩厌以后再卖入娼家。
据当时中书右丞相脱脱所修的《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五年，即公元1278年春，元世祖下诏：“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子女为娼者，卖买两罪之，官设其直，人复为良”。
元代施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南人的社会地位居蒙古、色目有后，而乐人、娼妓又多为汉人、南人充当，因而倍受贱视，等同奴婢。杀死娼女比照杀他人奴婢量刑。
元代更强调乐人、妓女籍内通婚，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即公元1278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即公元1311年，朝廷曾先后下旨规定：“乐人嫁女体例”，只许“乐人内匹聘”。官人和其余的人等如娶乐人为妻，不但要治罪，还要离婚。
元代在服饰上对乐人、妓女也有严格规定。《元工部律令》规定：乐人、娼妓、卖酒等类人不得插戴钗钏。元仁宗延佑元年，即公元1314年，元顺帝至元五年，即公元1339年，先后下令规定：禁止倡优着盛装，娼家出入，只能穿黑褙子，不得乘车坐马。
由于程朱理学从元代开始被奉为官方哲学，这对官员嫖妓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到了元朝及明清时代一般的官僚蓄妓已不如唐、宋普遍。
但元代的蒙古王公贵族，以及位高权重的官员却并不受程朱理学约束。他们在肆无忌惮地蓄娼养妓以便随时任意玩弄的同时，还常常为所欲为地强占良家妇女。最典型的当推当时手握兵权的枢密院使燕帖木儿。
燕帖木儿秉国专权时，肆意妄为。他“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礼三日遂遣归者，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一日宴赵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鸳鸯会。见座隅一妇色甚丽，问曰：‘此为谁?’意欲与俱归。左右曰：‘此太师家人也。’”他还常常“择美姬温软少骨者，枕藉而寝，谓之香肌席。脂红粉白，罗列左右，随其所取，以为花嬉玉乐”。由于荒淫日甚，燕帖木儿结果身体羸弱而死。
元代不仅蒙古王公贵族，以及位高权重的官员不受程朱理学约束，任意蓄妓纳妾。元代的和尚也可公开地蓄娼养妓，甚至娶妻纳妾。
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特别是西藏的密宗佛教。元顺帝时以“宫妓”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十六人所表演的著名的《十六天魔舞》，表演的就是密宗的思想内容。
据《元史?哈麻传》记载，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秃鲁帖木儿将伽嶙真推荐给元顺帝。元顺帝习而喜之，“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由此可见，当时的宫妓，不仅要表演歌舞，侍奉统治者，还要充作君臣和僧徒们施行房中术的工具。据《元史?星吉传》记载：“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宠横甚，数以事凌轹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女乐十有八人。”
元世祖忽必烈曾命恶僧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统，他竟然“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更有甚者，当时的西番和尚竟敢公开入民宅奸污妇女，“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曾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
为什么元代的和尚有如此千夫所指的可恶行径?这当然是元代朝廷崇信宗教，纵容番僧的结果。在原来金、宋管辖的地区，都曾产生了大批的僧侣地主。僧道的上层，占有田地出租或役使下级僧道耕作。元朝统一后，僧侣地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元朝以吐著萨迦派的佛教领袖世代为帝师，总领全国的佛教。喇嘛僧人，即所谓“番僧”因而获有种种特权。江南地区，南宋时禅宗的临济宗在江浙一带盛行。元朝灭宋后，公元1280年，余杭径山临济宗禅师云峰妙高曾来大都，为禅宗争得继续传教的权利。天台、华严、律宗等宗派在南方各地也还有流传。元世祖忽必烈以僧人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占有田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二万三千户，仗势勒索金银珠宝。各级僧官也都占有不等的地产，隐庇平民，不输租赋。一些僧官甚至凌驾官府，受理民讼，多方勒索，形成特殊的势力。
当时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也都占有大量的田产。元世祖忽必烈敕建的大护国仁王寺，在大都等处直接占有的水陆地和分布在河间、襄阳、江淮等处的田产，共达十万顷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山林、河泊、陂塘。大承天护圣寺，在文宗时一次赐田即达十六万顷。顺帝时又赐十六万顷。一般寺院也都占有数量不等的田地。大德《昌国州图志》记全州共有田土二千九百余顷，其中一千余顷为佛寺道观所占有。江浙行省寺院林立，占有田地数不可知，行省所管寺院佃户即有五十万余户。各地寺院还占据山林为寺产。许有壬《乾明寺记》说：“海内名山，寺据者十八九，富埒王侯”。寺院田土山林，虽然属于寺户，不为私人所有，但实际上为各级僧官所支配。大寺院的僧官即是披着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
佛教寺院所占的大量田产，除来自皇室赏赐和扩占民田外，也还来自汉人地主的托名诡寄或带田入寺。元代寺院道观可免除差发赋税，因而汉人地主将私产托名寺院，规避差税。有的富户使子弟一人出家为僧，便可将全家田产托名某僧所有，不再纳税。有的地主将田地舍入寺院，再向寺院承佃，这样，便可不再向官府交税和不再负担差役。也还有一些地主，名义上布施家产入寺为僧，但仍与妻妾同处，占田出租，与不出家没有什么区别，但因此便可逃脱赋役和官府的一切烦扰。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1291年，宣政院奏报全国僧尼多至二十一万三千多人。实际上还要超过此数。仁宗时，浙西土豪沈明仁，创立白云宗，托名佛教，强占民田二万顷，纠集徒众十万人，蓄发娶妻，自有田宅，形成一个托名佛教的地主集团。
元代和尚争相蓄妓养妾，元代的道士也不甘落后，纷纷仿效，使当时许多道观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道教在元代也具有很大的势力，据说男女道徒有三十万人。道教的信徒主要是汉人。江南道教以龙虎山张天师为首，世代相承。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郑介夫奏议”等史料记载，张天师“纵情姬妾，广置田庄，招揽权势，凌轹官府，乃江南一大豪霸。”北方道教原有全真、真大、太一诸教派，而以全真为最盛。全真道创始于金代，原来即是一些拒不仕金、逃避现实的汉人地主的结集。由于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请，全真道最先获得特有的优遇，一度大有发展。元初全真道虽然受到佛教的排挤打击，但元成宗时又给予优容。道士得与佛徒一样可免除赋税差役，但又可合法地蓄发营田，与妻子同居，纵情享乐。元初名儒，如王鹗、姚枢、王磐、窦默等也都与道徒往还。道土地主成为汉人地主中的特殊的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