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 金点强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日益加强。与此同时，贸易摩擦也随之产生，近来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面对贸易纠纷，我们应如何保护国家经济利益？发生在40多年前的中日欧“化肥战”，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1．中国化肥需求大增
据从德国国家档案馆获取的美国解密文件——第807号情报记录披露，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府，决心解决粮食问题，出台了重大的农业发展计划，这使得化肥进口量迅速增长。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中国农业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还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材料还是比较可靠的。
仅就氮肥来说，中国的进口数量从1964年的40万吨增长到1965年的50万吨，到1967年可能增长到94万吨。中国发展农业产生了庞大的化肥需求，这种新情况让世界主要化肥出口国纷纷前来做生意。美国情报部门专门列出了从1963年到1964年中国的化肥用量：当时整个世界生产的氮肥是1484万吨，所有国家的总进口需求是286．3万吨。日本和西欧国家成了世界化肥的主要供应者，它们的出口额从1963～1964年的173．4万吨，增长到1964～1965年的217．3万吨。
这说明，尽管当时中国因为“文革”而政治动荡，但党内还是有一些人顶住压力，很好地贯彻了农业发展方针。一些西方观察家一直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影响之一是牺牲农业计划，并集中主要资源用在军事工业计划上。但是，中国化肥进口的持续增长，加上中国的谷物进口也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些证据消除了西方的怀疑，表明中国的经济政策没有向军事倾斜。
2．想瓜分中国化肥市场
解密的档案显示，中国进口化肥量日益增长，使当时世界化肥市场的价格非常坚挺。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技术虽没出现较大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新技术却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新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化肥的生产成本，并提高了产能，使旧的化肥工业生产方式被遗弃，西方国家的很多化肥生产商都建设了新的工厂来保持竞争力。
例如，在1966年初，西方国家新建和计划建设的工厂，仅氨的产能预计就超过此前世界氨总产能的3倍。所以，可以预料的是，世界化肥工业生产将出现过剩。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当时估计，1965年氮肥和一氧化二钾的消费量是4000万吨，比1964年上浮10％，预计1970年将增长到6300万吨，但是1970年的产能却将超过1亿吨。
按常理来说，这将导致世界化肥价格的急剧下降。
但西方生产商却努力维持化肥的高价，日本与西欧的企业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据解密档案披露，1966年10月，欧洲复合肥协会（欧洲一家主要从事化肥生产和销售的超级企业，形成行业垄断地位）的代表，就频繁地与日本工业家接触，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在日本私下达成了划分中国市场的计划。
1965年中国的氮肥进口量是50万吨，1966年是60万吨。欧洲复合肥协会认为，中国在1967年的需求将是60万吨。但日本的估计更准确，它让欧洲复合肥协会相信，中国的需求缺口至少在80万吨。在一项秘密的口头协议中，双方一致同意划分中国市场——世界市场硫化氨每吨是48美元，给中国的折扣限制在每吨5美元之内（也就是不低于43美元）——如果中国按此价格进行交易，将会是西方潜规则的受害者。
3．中国智破潜规则
美国情报机构后来分析认为，当时中国以其购买力为武器，打破了日本和欧洲复合肥协会之间的秘密协议，成功压低了进口化肥的价格。
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欧洲复合肥协会，中方提醒它，如果它不按当前市场的合理价格交易，如果它不能给中国的化肥市场以更多的便利和优惠，那么中国将不再欢迎它！
中方这招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对于利益至上的欧洲企业家来说，与日本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罕见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卖”了自己的日本伙伴，与中方签订了合同。最终，在1967年，欧洲复合肥协会供给中国320万吨硫化氨，当时市场的名义价格是每吨48美元，但它卖给中国的价格是每吨34美元。
档案提供了中欧氮肥交易的内容：1966年11月初，欧洲复合肥协会与中方协商，尽管不知道细节是什么，但中方同意以每吨34美元的价格购买64万吨氮肥，并声称，如果欧方拒绝，整个合同将提供给日本。欧洲复合肥协会认为64万吨氮肥可能是中国的全部需求量，并担心如果不答应，自己会被踢出中国化肥市场（这也说明他们对日本人缺乏信任），因此感到惊慌失措而与北京签订了合同。
4．中国“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不过，聪明的中国人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农业发展的化肥需求应该有多个来源。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说，中国当时也需要与日本维持一定的贸易关系。
早在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率团访华时，中国贸易代表廖承志就与他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从1963～1967年，平均年贸易额每方各为3600万英镑（当时1英镑约合人民币6．89元），双方还指定了政治方面的联系人廖承志——松村谦三。
在该备忘录签署后，中日开始了关于化肥合同的具体协商。中方随后披露了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交易，并要求日本化肥工业满足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价格，并要求日本在1966年12月20日前给答复。
日本建议卖给中国60万吨氮肥或一定数量的硫化氨（每吨46美元）。但中国不断压价，协商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从日本那里买了150万吨硫化氨，价格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一致——每吨34美元。
日本在这场交易中不得不让步了，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化肥工业会被踢出中国市场。这样，中国就节省了6600万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西欧和日本对世界化肥市场的垄断，为中国自主的化肥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
该解密档案还写道，尽管在贸易上对中国有利，但中国政府还是在政治上继续批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对中国不甚友好的政策，并措辞严厉地表示日本应该更相信中国。
解密档案强调说，这些关于化肥的协商注定使佐藤荣作非常尴尬，因为此时正赶上日本的国会选举，对华贸易问题是此次选举的重要政治议题。日本政界要求佐藤荣作承认，他对中国的疏远政策给了欧洲商人可乘之机，让这些日本的竞争对手在中国市场上占得先机。
确实，日本1967年出口到中国的化肥和钢材虽然再创新高，但日本还是失去了有利的地位，中国的主要购买对象已开始转向欧洲了。
在1967年11月15日结束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日本商人收到的钢材新订单寥寥无几，而联邦德国（西德）的代表则获得了中国的大量订单，足以让他们的工厂干上一年。日本1967年卖给中国的商品仍占其出口的很大一部分，却明显少于1966年，而欧洲在1967年卖给中国的商品出现了明显增长。
5．美国意在稳住“小兄弟”
在当年的冷战背景下，美国情报机构的分析颇具忧患意识。该档案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国化肥战的胜利也可能对西方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因为如果这些做法激发了出口竞争，将降低国际市场上化肥的出口价。中国将作为一个获胜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它打破了西方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垄断。
美国情报还分析道，如果欧洲复合肥协会试图维持化肥价格在不发达国家的高位运行，中国可能强有力地质疑为什么欧洲和日本的化肥价格不一致，并进一步借助传统的马克思阶级剥削理论来批判欧洲——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在不发达国家拥有广泛的市场，成为发达国家剥削不发达国家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进而激起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敌对情绪。
美国情报机构最后提醒西方国家：“我们应该反思，尽管西方科技可以有效地提高化肥的生产效率，但中国利用其讨价还价手段，首次从这种新技术成果中全面获益。更有甚者，尽管这种新技术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但西方国家如果运用不好，有可能遭受到更大的损失。”说白了，美国就是想稳住西德、日本等“小兄弟”，防止西方阵营被对手分化。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该档案会出现在德国的国家档案馆。
6．增强中国做生意的信心
解密档案中没有披露中国是否知道日本与西欧方面曾达成秘密口头协议，但中国高超的斡旋手段使其在这笔大买卖中获得了成功，引起了美国情报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当时，中国的对外信息获取渠道狭窄，也难以判定当时国际化肥市场价格是否合理，但中国政府凭借直觉和分析，认定谈判对手在漫天要价（当然也不排除精确的计算以及可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情报），于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的贸易垄断。
中国人越来越懂得如何将自己的市场作为贸易杠杆来维护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首次知道与西方国家那些聪明的商人打交道时，怎样才能占据主动，增加了以后交易的信心，也增加了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渠道。
美国的情报机构还得出以下结论：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中国已懂得有效利用全球市场，利用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来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