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1743年），大清帝国官场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杭世骏以汉员身份再提满汉官员待遇不一的问题，由此激怒了皇帝，将杭世骏开除公职，赶回杭州老家。
清朝军事贵族集团在努尔哈赤时期首先推行“以满治汉”政策，而后调整为“以汉治汉”，直到康熙八年（1669年）才明确地说：“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而实质上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所谓满汉一体的政策不过表现为皇帝本人对汉族历史文化杰出人物的尊崇而已，如康熙谒孔庙、给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又如康熙将朱熹理学列为清代正宗思想。
满汉官员待遇不一问题被汉员写进奏章，杭世骏也不是第一例，如顺治朝进士、顺康之际名臣魏裔介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就在奏章中提醒顺治“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所谓辽左旧人，当然以满族大臣为多数而汉族大臣为少数。在表达出这样的意见之前，魏裔介还大胆地说过“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瘀”那样的话。魏裔介之说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在以后的康雍两朝“满汉之气中瘀”问题根本没见好转，实际上往更坏处发展。满族官员不拿汉员当回事儿，更不会拿汉族百姓当回事儿。比如与杭世骏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全祖望在纪念姚启圣的碑文中记述道：“驻军闽中的满洲贵族有王爷、贝子、公爵、伯爵各一位。将军、都统以下各开幕府，他们率领的部队是皇家禁军。驻闽禁军没有正式驻所，就占据民房；没有生活用具，就强用原屋主人的东西；没有奴仆伺候，就强迫原屋主人为奴仆。他们轮奸原屋主人的老婆、女儿，把主人的老人与幼童全给关起来。他们颐指气使或高声斥责原屋主人，稍不如意，就将人家痛打一顿。闽中大地每天都有被虐待致死的人，再加上老百姓吃不上饱饭，死人就更多了。姚启圣先生到闽中任职，看到这种悲惨的状况，就尽最大力量保护民众。到了厦门平定后，姚先生给康熙皇帝写信，请求中央将大部分驻军撤回北京，只留两位将军驻守。中央很快决定全数撤军，但是皇家禁军还是要将共计两万的闽中民众带到北京去当奴仆。姚先生流着泪向驻闽王爷请求，要严行军令‘有私携良民者杀无赦’，而后动用大量资金为百姓赎身。这样，禁军在起程前就释放了所有民众，因为他们得到金钱，也就乐意放还被奴役的百姓了。”
从全祖望纪念姚启圣为民请命的善行中，人们不难发现汉民受满族欺压的情况。到雍正一朝，此种欺压汉民的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官场上的满高汉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那位因做过年羹尧幕僚并被诬“悖逆”的著名文人汪景祺在其《西征随笔》中记载了自己的亲历，他写道：“陕西吏治之坏，当为各省之首，几十年来，重要省级官员全由满洲人出任。这些人文化程度很低，连公文阅览都成问题。对于公文往来、案件判决等事项，都让幕僚办理，自己顶名当官而不问民生吏治。这些人又甚为贪财，刻剥聚敛以供歌舞酒宴之挥霍。有一名总督犯罪，朝廷钦差大臣审问。案件中有一个妓女，她在受审时也与犯罪总督同跪一堂。当时人们认为，此事必传为千古笑谈，不只是有失体统的问题了。”
妓女（高官情妇）与高官同时出庭受审，对现在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体现司法公正精神。在古代的等级社会里可不得了，即便是犯人也要分等级。总督今年有罪，明年可能官复原职，如上节提到的孙嘉淦。但妓女就是妓女，就算明年被宣布无罪，明年的身份还是贱民。所以，满族高官既没有全面接受汉族文化的礼义廉耻观念，更没有相应的处理政务能力，而没有能力再占据要位必然会导致汉员的不满。汉员的不满溢于言表，将满族高官的无能当政治问题来评点。仍是在雍正朝，一位职任陕西粮储道的道员，名叫杜滨，就借他的上司、满族巡抚西琳办公室有裁缝同在的现象，专门给皇帝写信：“巡抚西琳每接见属员时，总有两位裁缝在场。对于陕西省有关道员级官员对长官行礼或对答，此二人就像没看见似的。对于官员们讨论的各种问题，此二人也一一听闻。大小官员，对此现象均表示惊骇。 ”
等西琳去职之后，又来了一位叫武格的满族巡抚。此人水平更差，所有公务均交书办处理。所谓书办，就是衙门里没有品级的文职人员，或曰一种“有文化的临时工”。
杜滨又盯上了武格，给雍正皇帝写了举报信，信中说：“新任巡抚武格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审理原清涧县令私自增加农民负担的案件。他当堂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如实招供。后面的审问就全由书办负责了。后来，书办说此案尚有难以落实与查证之处，巡抚武格就点头称是。”
连续两位满族巡抚被一位职务并不高的汉员盯上，让雍正又气又恼。人家汉员所举是事实，不好找碴儿报复，况且满族高官确实太无能，长此下去也不利于大清江山稳固，所以他就批示杜滨两次递交奏本所反映的问题写道：“西琳被人如此参奏，返躬自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耶！朕所用满洲外省大臣中多无耻不廉，器局狭小，其所以然之故，朕实不解。满臣之颜面，被尔辈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坏尽矣。朕除愧恨之外，复有何谕！”雍正的话虽是激烈，但总有包庇之意，即只说一二之人如西琳与武格者，而不说是普遍现象。
满族高官无能，终于导致了可怕的“书办专政”，国家的治权就落到低级汉族文人手中，而那些想为国家效力的高级汉员就被排挤在一旁。这种现象不仅在雍正之子乾隆一朝延续，而且到了乾隆之子嘉庆时代成了难以治理的弊病。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针对吏部的书吏（与书办同类）私用印信做假档案提拔官员大案，皇帝批示曰：“奈何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失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从。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
雍正朝的杜滨参奏西琳与武格的事情发生在雍正六年，据嘉庆九年的吏部书吏舞弊案有76年的时间，整整地涵盖了乾隆一朝（1736-1795 年）六十年。问题从雍正的不肯认账，只说“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到嘉庆说“诸臣全身保位者多”，无奈地承认现实，其间乾隆的盲目与武断是巨大的促成因素。首先，他不愿为老领导即他老爹雍正朝的满族高官无能而占位的恶劣官风负责任，仍然认为是个别现象，即“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在坏事；其次，他虽然也是满汉一体政策的推行者，但本质上对汉人仍然戒心深重。就杭世骏于乾隆八年（1743年）所提的建议来说，根本不是借题发挥，而是在于促成皇帝革除旧弊。
这年二月，举行了一场选拔御史的考试，愿出任的人每人提交一份政论文。于乾隆元年（1736年）应博学鸿词科入仕的杭世骏，此时 48岁，正值为朝廷干大事的年龄，所以他选革除满汉界限为论题。他认为，此种选择既符合满汉一体的国策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就写道：“任何主张与见解都不能事先设定，因此，满汉之间的界限不能分得过细。满洲的贤才很多，但与汉人比较，只占十分之三四而已。事实却是，全国的巡抚常是满汉各一半，总督则没有一个汉人。国家为什么还坚持重满轻汉的政策呢？”就表面文章来论，杭世骏已经掌握得很有分寸，违心地说了“满洲贤才很多”那样的客套话。但是，乾隆不认为杭世骏是在客气地说事儿，他认为杭世骏是“见解悖谬，语中挟私”。大怒之际将杭世骏革除官籍，“滚回老家待着吧！”
说杭世骏“语中挟私”也不无道理，因为在朝为官的他深有体会：皇上召见时，满族官员自己不等点名就自主进殿，而汉员则必等点名，此足以说明“满贵”而“汉贱”。也正是这点儿“私心”即如此体会才促使他把问题上升到国政层次去讨论，更何况前代名臣魏裔介对此问题已有所涉及呢？所以，当时与杭世骏相识的人都看到他乐观的情形：他交完论文后，有点得意忘形，想与同僚们一起喝一壶。
在皇帝那边呢？大内人士后来传出消息说：皇上看了杭世骏的论文后大怒，把论文扔在地上好几次，扔了又捡回看，看了又扔，真是气坏了！
杭世骏这边酒饭未备，大内就传出旨意将他开革，赶回老家去。若是一般的等闲人物，笑容肯定要冷冻在脸上，是为哭笑不得。然而，杭世骏毕竟是博学鸿词科选上来的超级才子，他对惊恐不已的同僚们说：“怕什么呀？就算是砍头也会拉到闹市口去砍，污染不了此处我们同住的官寓。”
